浙西词派是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影响深广。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者都是浙江人，故称之。朱彝尊与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并称“浙西六家”。随着清朝统一全国，走向鼎盛，阳羡派悲慨健举、萧骚凄怨之声，渐成难合形势要求的别调异响，以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顺应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播扬上下，绵亘康、雍、干三朝。
中文名浙西词派
清代代前期最大的词派
清代前期
朱彝尊
基本介绍
诞生、发展在浙西土地上的浙西词派是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影响深广。
【浙西词派产生的背景】
社会原因：明末清初，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江南是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云间词派(今上海松江)率先出现在明末词坛上。陈子龙、夏完淳等爱国词风影响了嘉兴词人。1645年，清兵攻入嘉兴，大肆屠杀。嘉兴人民遭受一场浩劫。文人们也难逃厄运，遭受种种波折。家国之恨凝结于胸。清初严酷的文网不允许人们发表一点不满。于是，词这一特殊的诗歌形式便成为他们抒发心中不满的工具。正如朱彝尊所言："盖时至而风会使然。"(《水村琴趣序》)
文学原因：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元明以后以曲闻名。词人大多以作曲方式作词，词作还是不少的，但使词曲合流，失去词之特色。朱彝尊批评元明词坛一是充塞内容无聊或绮靡污秽之作："宣、政而后，士大夫争为状寿之词，联篇累腰，殊无意味"，"陈言污语，俗气熏入骨髓"。二是违背词之特色："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间有硬语"，"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以上见《词综·发凡》及《水村琴趣序》)。浙西词派创始者提倡恢复词的特色，得到众人响应。
基础条件：嘉兴本是文化之邦，有悠久的吴楚民歌的历史。吴山越水的旖旋风光和甜美柔软的吴音乡语，与词体十分相宜。宋以后，词就在嘉兴土地上良好地生长着。清初，一批在词坛上有影响的文人大力提倡，互相倡和，切磋观摩研讨，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词得以迅速发展。
【浙西词派的形成及发展】浙西词派是清代重要词派。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称之。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龚翔麟。
他们崇尚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以婉约为正宗，贬低豪放词派，认为词“宜用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因此在创作中忽视词的内容，注重词的格律精巧，辞句工丽，及孤僻典故，艺术上追求“幽新”风格。由此形象有些破碎，内含晦涩。但也有一些清清新之作。
浙西词派的最早倡导者为曹溶和朱彝尊。朱彝尊曾回忆和曹溶一起探讨词的经过："余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施，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畦，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招，词学失传，先生搜辑遗集，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静惕堂词序》)
朱彝尊还和同乡词人汪森、二李、柯祟朴、曹尔堪等人以及当时全国闻名的陈维摄、纳兰性德、龚翔膀等大量词人切磋探讨。38岁时(1672)与汪森、周员、柯祟朴等开始编《词综》，浏览宋元词集几百家，花了6年时间，于康熙十七年(1678)编成。按醇雅标准选了从唐至元的词人600余家有2200余首词。在这一过程中，曾得到全国各地词人的大力协助。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浙西，直至全国。
康熙十一年(1672)，朱彝尊与陈维崧的词合刻成《朱陈村词》，"流传至禁中，蒙赐问，人以为荣"(《清史·文苑传》)。康熙十八年(1679)，钱塘龚翔麟将朱彝尊的《江湖载酒集》、李良年的《秋锦山房词》、李符的《末边词》、沈埠日的《茶星阁词》、沈岸登的《黑蝶斋词》以及自己的《红藕庄词》合刻于金陵，名《浙西六家词》。陈维崧为之作序。浙西词派由此而名。信奉浙西词派主张的词人不计其数。清代康、雍、干时，浙西词派风靡一时(前期以嘉兴词人居多，后期以杭州词人居多)。前期除六家外，尚有彭孙通、汪森、柯祟朴、曹尔堪、周员、王雄、沈进等大量的本市词人以及外地词人。
后期浙西词派重要词人有厉鹗(1692-1752，钱塘人)、王昶(雍、干时青浦人)、吴锡麒(1746-1818，钱塘人)、郭唐(清前期吴江人)、许昂霄(康、雍时海宁人)、吴衡照(干、道时海宁人)、项鸿柞(嘉、道时钱塘人)以及黄型清、冯登府、杜文澜、张鸣珂等大量词人。乾隆后，常州词派兴起，浙西词派遂成衰势，但其影响一直至后世。如古人所言："被浙西之词，不过一人唱之，三四人和之，以浸淫遍及大江南北。"(《赌棋山庄词话脂[储长源之论]
【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
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在百余年中也有所发展变化。前期，朱彝尊、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过理论阐述。后期，主要的词论着作有海宁许昂霄的《词综偶评》(以评点《词综》所选词为主，阐述主张)、吴江郭碧的《灵芬馆词话》、海宁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等，理论阐述较多。综括起来，浙西词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批评元、明词风。针对明代词的弊病，适合清初时代需要。他们提倡以南宋姜张词风为圭桌，学习他们的清空、醇雅，以适宜表达家国之恨的幽情暗绪。朱彝尊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汪森认为南宋姜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词综序》)。
第二，为词尊体，提高词的地位。词历来为诗余。浙西派词人将它当作寄托家国之恨的工具。朱彝尊认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益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红盐词序》)
第三，艺术上提倡词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词体。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无论前、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的标准。他们选编《词综》也好，自己的创作也好，大多体现出这种特色。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蕴借地表达出来。用朱彝尊的话来说是"空中传恨"。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南宗画。
浙西派词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空中"寄情。其创始者有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于词中隐隐寄托这种情感；其后继者们缺乏这种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炼"上下功夫了。朱彝尊有时为了强调词之体色，又认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吟太平"。这也给后世以不好的影响。
但总的说来，浙西词派的出现是适应了清初反映现实的需要，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尖锐，逐渐发展壮大，又随着清王朝的巩固繁荣而衰落。至乾隆年间，浙西词派中出现了"三蔽"(淫词、游词、鄙词)，于是常州词派出而代之。随着近代社会的变化，浙西词派后起者如杜文澜、张鸣珂等人词风也有了转变。而且，常州词派也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
代表作家
朱彝尊(1629～1709)，清代诗人、词人、学者、藏书家。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驱芳，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汉族，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除检讨。二十二年（1683）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博通经史，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与陈维崧并称朱陈。精于金石文史，购藏古籍图书不遗余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1]
他推尊词体，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张为圭臬，自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还与汪森辑录《词综》，推衍词学宗趣和主张。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时，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投合文人学子由悲凉意绪转入安于逸乐的心态，也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风，席卷南北。
朱彝尊词集里“宴嬉逸乐”的欢愉之辞，有《静志居琴趣》写男女爱情，《茶烟阁体物集》和《蕃锦集》的咏物集句。其中情词为世称颂，独具风韵，如《高阳台》“桥影流虹”，《无闷·雨夜》“密雨垂丝”，《城头月》“别离偏比相逢易”，《鹊桥仙·十一月八日》等，感情真挚，圆转流美。《桂殿秋》描写心心相印的男女爱情，含蓄不露，情致深婉，是情词的佳作：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因他身逢易代，故国沧桑，也提出词中十之一“言愁苦者”，要“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织进时代的悲哀与亡国的感慨，将磊落不平之气和吊古伤今之情，化为歌儿檀板。所以《江湖载酒集》中的词作，时见愤激，哀婉沉郁，如《长亭怨慢·雁》、《风蝶令·石城怀古》、《百字令·度居庸关》、《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等。《卖花声·雨花台》抚今追昔，感慨物是人非，写得视野开阔，精警有力，最能体现他的才情和风格：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句琢字炼，清醇高雅。浙西派在其影响下，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借空灵，无轻薄浮秽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即使艳情咏物，也力除陈词滥调，独具机抒，音律和谐。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功夫，限制了创造的天地，也给浙西派带来堆填弄巧的风气。
参考资料1.十六字令·寻·古诗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