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为“第一次长沙战役”、“湘北会战”，日本称“湘赣会战”），是指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至10月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这次战役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
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此战，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试图围歼第九战区主力的战略目标，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提振了士气，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名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
中国，日本
中国获胜
30多个师和3个挺重队共计24万余人（中国）第11军10万余人，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日本）
4万余人（中国）3万余人（日本）
薛岳，罗卓英，冈村宁次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至10月
战役背景
国际
第一次长沙战役前，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另外日本关东军刚刚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击败，因此希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恢复士气。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为进一步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途进犯长沙，企图在最短期间内将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歼灭。
国内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九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
战前信息
战争简介
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向长沙方向发起了进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司令长官)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了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战争原因
有两个因素令日军发动这次战役，其一是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另外日本关东军刚刚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击败，因此希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恢复士气。结果中国获胜。
战前局势
日军计划
包围武汉
自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整其侵华方针，对中国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同时放弃其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代之以持久战，重新整备武力，等待时机，以期一举解决中国事变。
当时，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且对武汉形成了一种包围态势。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兵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有35个步兵师。日军11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于1939年春夏之间相继发动了南昌会战和襄东会战（即随枣会战）。经过这两次作战，日军攻占南昌并击退第9战区军队的反攻，获得了武汉安全圈的东南屏障，并打开了通往长沙的通道；同时，打击了第5战区部队，保住了汉水以东阵地，暂时缓解了江北的后顾之忧。8月底，日军又把进攻矛头指向了湖南。
作战方针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1日，冈村宁次制定作战方针，据判断修水河当面中国军为25个师，日军为了打击中国军队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为此，日军第11军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包括海军、航空兵各一部）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进攻长沙。
9月13日，日军秘密部署完成，日军第11军的战斗指挥所进驻咸宁，冈村亲临指挥作战。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主要内容是：为隐蔽主攻方向，迷惑、牵制中国军队，第106师团于9月15日先开始进攻，由奉新以西突破守军第1、第19集团军阵地，进出至其侧后，歼灭守军于高安西北地区；第33师团由通城向麦市、渣津突进。打击当地的中国军第27、30集团军。军主力于9月23日拂晓发起进攻，其中第6师团由新墙镇以西向汨水南高地正面突进；其左翼奈良支队由杨林街以西向浯口、汨水北岸突进；其右翼上村支队于9月23日拂晓在营田登陆；向汨罗江上游平江地区攻击前进，这三支部队协同歼灭该地区中国守军第15集团军。整个战役预计20-30天，10月10日至15日返回原驻地。
中国部署
战前准备
中国第九战区所辖范围主要是湖南及鄂南、赣省一部。战区跨湘、鄂、赣三省边区，东西以赣江、湘江为天然之境界，两翼又各有一湖，东为鄱阳湖，西为洞庭湖，恰成为整齐对称形之战场。日军大迂回之战法无从施展，只能进行正面作战。而且在湘、鄂、赣三省相交的地区，群山纵横，地形复杂。
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数也是山岳地带：湘北不仅多山，而且多水。以粤汉铁路为分界由北向南划一直线，其左侧有洞庭湖及澧水、沅水、湘江三大河流，右侧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从而形成天然的防线。这样一种多山、多水的地形对部队行动会产生较大影响，尤其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动。
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司令长官）认为，只要利用这些良好的地理条件，再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有可能打退日军的进攻，化被动为主动。战区的作战方案大体如下：敌似在9月中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南趋长沙，于赣北、鄂南施行策应作战。战区拟予敌以严重之打击而开第二期抗战胜利之先河，决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薛岳将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之点总结为八个字：后退决战，争取外翼。
具体部署
随着大战的临近，薛岳也开始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当时，第九战区共有21个军又3个挺进纵队，共52个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配属4个军（第4、第5、第99及新编第6军）又1个师（第11师），总计25个军63个师50万人，投入作战序列的部队有21个军49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实际参战兵力为35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30万人）。至9月中旬，其兵力具体部署情况如下：
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
第19集团军第32、第49军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
第15集团军以第52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南江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汨罗江右岸阵地；
第27集团军第20军前出咸宁、崇阳地区，第73军集结于渣津地区；
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位于通山、大冶、阳新地区；
第4、第70、第74、第5、第99、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另外，防守洞庭湖与湘西方面的为第6战区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54、第87军等部），为了便于协同作战，该集团军配属第9战区指挥。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
战役经过
赣北作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14日，赣北的日军第106师团中井良太郎部率先发动了牵制攻势。在这个方向的华军3个集团军7个军在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抵抗。罗卓英对高安方向的布防是：滇军第一集团军第58军守高邮市至祥符观一线；第60军守祥符观至故县线；19集团军32军（原晋军）守锦江口至高邮市、锦江南岸线；东北军49军和中央军第74军控制上高附近。附近还有30集团军（川军）王陵基部2个军。
军队军队日军于9月14日夜首先向驻会埠的第60军第184师的阵地发起进攻。次日，便突破了第184师的阵地。日军攻占会埠后，第106师团兵分两路：一路向阴山村、罗坊西进，一路则向渣村、水口甘南犯。一路由高安以东的大城、鼓楼铺向第32军阵地进犯。17日，南犯日军先后占领水口甘、樟树岭；西进之日军则进占罗坊、治城，随后也转向南犯。18日，日军占领了高安北部的村前街、斜桥和祥符观，从三面完成了对高安的包围，并与在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第60军和第58军的包围。
在情势十分危急之时，第60军遂从前街冲出日军尚未完成的包围圈，向宜丰方向集结。第58军则且战且退，18日晚渡过锦江，向西往凌江口方向转移，与在宜丰集结的第60军从南到北形成一道新的防线。第32军则弃守高安。19日，日军占领高安。薛岳得知高安失守后，严令第32军夺回该地，同时派第74军前往增援。
20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106师团在消灭高安附近之第9战区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团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团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附近集结，准备西进。第32军一部则乘机于21日乘夜北渡锦江，击退日军，并于22日收复高安。
23日，日军第l06师团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5～26日，日军第106师团一部攻占上富、横桥、甘坊，另一部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至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展开对中国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的攻击，30集团军且战且退。同时，罗卓英急调第60军和第74军对西犯的日军分别进行堵截。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拦截了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继而，双方在上富、冶城、甘坊一带展开了拉锯战。国军以攻为守，调集几个师的兵力向甘坊一带反击，以达到消耗该部日军兵力，阻滞其西进鄂南、呼应湘北的目的。25日至27日，第184师由南向甘坊攻击，第15师在甘坊西与敌战斗，第183师在甘坊西北的九仙汤、刘庄一带与日军激战。这3个师的攻势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收复甘坊，但也拖住了日第106师团不能远行。薛岳想再创一次万家岭大捷，吃掉这个当时险遭全军复灭的日军特设师团，遂令罗卓英增调第72军和第74军的第57师，连同第183、第184师，将日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
但是，该师团居然于10月3日冲出重重包围，并继续西进攻下大瑕街、石街，达到预定的赣北西行最远点。这时，主战场的日军已经开始后撤，106师团牵制赣北国军的任务已经完成，5日，薛岳再次电令罗卓英、高荫槐、王陵基督饬所部，务必将日第106师团全歼。结果，当国军发起进攻时，该师团以反突击冲出国军的重重包围，撤回武宁据守，赣北作战至此结束。
鄂南作战
9月21日，集结于湖北通城的日军第33师团，在师团长甘粕重太郎中将指挥下，在鄂南发起攻势。其目的是从东边避开国军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两道防线，在平江地区与湘北日军主力夹击部署在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国军第15集团军。日军第33师团是1939年2月才在日本仙台编成的警备专用三单位制师团，第9战区对鄂南方向进行防御的是杨森的第27集团军。日军第33师团由通城南犯后，首先以一部兵力向第79军正面阵地南江桥进行佯攻，同时，另以一部兵力准备绕过幕阜山东侧，经白沙岭向长寿街推进。
杨森很快判明日军是企图切断第79军退路，然后加以包围歼灭。他立即向薛岳报告，同时急令通城以南的第20军由西向东侧击日军。薛岳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这股日军若是与湘北日军会合，那么部署在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第15集团军就会受到夹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急忙调第8军前往增援，同时命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以大湖山、九宫山方面的部队由南向北尾击和由东向西侧击敌人，对日军构成南北夹击和包围的态势。
22日，日军占领麦市西北的高冲、塘湖市、鲤港；23日，又围攻麦市。第79军第140师因伤亡过重，撤出麦市，随后，在麦市以南地区与赶来增援的第20军第134师并肩战斗，继续阻敌南下。日军在攻占麦市、桃树港后，继续向南攻击前进。第20军第133师在苦竹岭、南楼岭、葛斗山一带设防。但因兵力单薄，在日军的进攻下被迫撤走。次日，第140师1个团经过反攻，夺回南楼岭、葛斗山两高地。日军第33师团被阻止于大白塅、鸡笼山、磐石、箭头、麦市之间，不能前进。
乃改向苦竹岭攻击，然后进入修水县之桃树港，向长寿街方向前进。途中又遭到第20军第133、第134师在白沙岭堵击，第79军第82师及第98师在右侧面的侧击，到桃树港时，又被第140师侧击，伤亡较大，进展缓慢。30日，日军第33师团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日军两条战线联成一线，但预计包围的国军15集团军已经后撤。2日，第33师团开始后撤。后经渣津东攻修水策应第106师团撤退。第79、第8、第20军及第30集团军互相配合，多次对撤退的日军进行截击、夹击。10日，撤退的日军退回通山、通城一带原防地。
湘北作战
决战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主战场打响的时间是9月18日。日军投入进攻的部队是第6师团、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约5万人，向新塘河以北的国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在湘北方面担任守备的国军是由关麟征指挥的第15集团军。其部署是：第52军扼守第一道防线，即新墙河防线，配置在右起杨林街、左至洞庭湖东岸的九马嘴一带；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至洞庭湖东岸的江岸；第73军控制着汨罗江地区，构成第二道防线。
日军在攻下第52军两处警戒阵地的同时，也攻占了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下燕安、马家院等前进阵地的重要据点。第52军部队被迫撤退到新墙河南岸。关麟征在接到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失陷的报告后，立即命令第37军除留下1个师守备营田外，余皆调至新墙河南岸，协同第52军守备新墙河南岸阵地。第37军原防线交给前来增援的第70军守备。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先是集中80多门火炮向防守新墙河南岸的第52军第2师阵地猛烈炮击。一小时后炮火延伸，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亲自指挥下，从七步塘附近开始强渡新墙河。但遭到国军的顽强阻击，日落时分，双方仍在新墙河一线对峙着。
奇袭营田
但是，日军突然又使出一手杀招，上村支队奇袭营田。据冈村回忆：“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驻在江北的第3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人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迁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田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其后该支队以机动舟艇圆阵突破敌阵等特殊战例，成功地威胁了敌军主力的退路”。
冈村营田登陆这一招，确是薛岳和关麟征都没想到的。营田失守，尤对关麟征的震动最大：日军第6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奈良支队从右面向他压来，营田上村支队又源源上岸，他的几个军包在中间，陷入三面被围，一面临水之绝境，有被围歼的危险。他于是在征得薛岳的同意后，立即组织各军后撤。这个决心下的非常及时，日本军对关麟征的不配合非常不满，大骂关麟征战斗意志薄弱，苦心经营半年到一年的阵地居然都不战放弃。
决守长沙
薛岳在长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会议做出了诱敌至长沙郊区实行反包围与敌决战，进而将其歼灭的作战方案，即所谓天炉战法，依湖南的地势，左倚洞庭湖，右凭幕阜山，以其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河这四条河做为迟滞日军的依据，并彻底实施“化路为田，运粮上山”的做法，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力消除。故总体方针为“后退决战，争取外围”：国军以且战且退做法在四河与幕阜山间游移，攻击然后后撤躲藏，将日军拖入四河之中，最后再以长沙城中主力与外围藏在山林中的部队合围深入四河中的日军。接着，薛岳令战区直辖第4军及炮兵向岳麓山、长沙及其东北地区前进，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第9战区前线指挥所则移驻渌口。
为了争取蒋介石的“对日寇迎头痛击”军令，薛岳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直接与蒋通话，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蒋介石开始还耐心地与薛岳通话，劝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后来看到说服不了薛岳，就干脆不接他的电话了。
一心想抗击日寇的薛岳将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没有办法，只好直接打电话去找蒋夫人宋美龄了。薛将军对宋美龄说，“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
此话经宋美龄转告蒋介石后，蒋又急得连续向薛将军打电话，但薛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接电话了，只让参谋人员回话说，“薛长官上前沿阵地了，不知道何时能回来。”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让白崇禧（时任桂林行营主任，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统由其指挥）、陈诚（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作战。他们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临时搭设的指挥所里，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传达了蒋介石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
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该誓死保卫它。而且他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白崇禧无奈，只好搬出蒋介石，要其服从命令。薛岳一副豁出去的激动，“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陈诚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无济于事，和白崇禧商量后决定将薛岳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以便重新做出裁决。
长沙会战打响
当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撤向汨罗江防线时，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紧追不放，跟踪南下。然而，被中国军队和当地民众早已破坏了的交通道路，令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中国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25日凌晨，日军迫近汨罗江北岸。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继而，日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过汨罗江。但日军的第一次试渡被汨罗江南岸的守军打退了。于是，日军便改变策略。他们派出一部分日军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难民，在中国军队结合部的间隙中偷渡过江，窜到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
同一天，日军上村支队也由西向东进犯，并攻占了归义。第70军奉命对进占新市和归义的日军进行反击，但只克复了归义，新市仍被日军占领着。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守军阵地，激战竟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就在冈村宁次为自己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而失望时，薛岳准备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终于得到了批准。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挺进；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
赣北日军硬是被中国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中国军队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国军两道防线后，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冈村宁次认为，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
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编制1100人，人数相当于中国军队1个团）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编制3800人，略少于中国军队1个师）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来计算。冈村宁次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中国军队的1个师。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中国军队的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
冈村宁次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中国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冲向长沙只能是冒险，冈村宁次仔细权衡后，最终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几十年后，冈村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撤军的原因时说：“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显然，冈村宁次在为其撤军寻找借口。不管怎样，从10月1日起，日军确实开始撤退了。
冈村宁次撤军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以至于薛岳在接到日军撤退的报告后，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还等着在长沙郊区与对手一决高下呢。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继而，桥头驿、上杉市等地日军相继后撤。
身在前线的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撤退的迹象。他当即下令各部跟踪尾击由上杉市撤退之敌，10月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开始向汨罗江北岸退却。4日，第15集团军收复长乐街、汨罗、新市等处。
直到此时，薛岳才断定日军确实在撤退，于是赶紧下令，要求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但为时已晚，日军大部已渡过汨罗江。至10月14日，赣北、鄂南、湘北各战场均恢复到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战役结果
此役，中国军队共毙俘日军2万余人，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粉碎了日军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企图。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1]中国第九战区部队挫败日军的战役企图，予敌以有力打击，大大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使日军显露出发动大规模作战时兵力不足的弱点。军队士气得以提振，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战役争议
从当时中国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但日军并不这样认为，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视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
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国军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但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国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却是冷冷清清。
战役纪念
长沙会战碑
长沙会战碑长沙会战碑，1941年7月由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司令部立，原安放于云麓宫前坪侧，后移至响鼓岭石亭内（“鸟语林”旁）。碑正面篆刻“长沙会战碑”五字，记述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过。
第九战区司令部指挥所旧址
长沙会战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战时指挥所旧址位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爱晚亭附近，2011年被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进犯长沙。12月30日，第九战区司令部长官薛岳将指挥部迁至岳麓山，设立临时指挥所。
参考资料1.第一次长沙会战·新浪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