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的当下，回味这两个故事，但愿它们毫无反思的价值。”
——老稻写在前面
李森科是个牛人。
>斯大林全名（斯大林全名构成）
牛到什么程度呢？就在几十年前，老李凭借一己之力，把好多个国家的生物遗传学科给团灭了！
不仅团灭，还连根拔起。老李手握三大法宝，将这些国家的学科理论及科学家一网打尽，几乎绝了种。
庆幸的是，这个李森科并不姓李，更不是中国人。他的全名是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曾任前蘇聯的首席科学家，人称“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
（不幸的是，李森科虽然不是中国人，却把中国的遗传学也给祸害惨了，后文有叙述）
大家要特别注意李森科这个农民出身。刚才说老李有三大法宝，其中两个都与农民有关，我们先从第一个，小麦谈起。
小麦这种植物的性格挺悲催——种子要在低温、湿润的环境里磨叽好长一段时间，才肯发芽，这个过程叫做“春化”。
所以呢，小麦产区都在北方，因为南方没有这个低温环境。
北方相对暖和的地方，种冬小麦。秋种夏收，利用冬天不太冷的温度给小麦种子“春化”。
冷一点的地方呢，种春小麦。春种秋收，因为春天温度适宜，正好“春化”。
但如果再冷一点就麻烦了，比如前蘇聯的土地，冬天极寒，春天有霜冻，经常把小麦种子“春化”过劲儿了，冻死了。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蘇聯面临粮食短缺，恰好这时候，李森科的农民父亲告诉他一个秘诀：
如果把小麦种子提前冻一下，人工给它“春化”，然后再播种，就可以提高成活率，还省去了春化的时间，从而提高产量。
这一招儿相当于骗这个种子，说你已经春化过了，你可以发芽了……如此这般躲过霜冻。
当时在育种站工作的李森科如获至宝，宣称这种“春化处理”是解决霜冻问题的灵丹妙药，并做出了理论上的推演——经过几代遗传，小麦种子就会继承这种后天习得的、不怕霜冻的特性。
简直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乌克兰农业部据此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
这就是李森科三法宝之一，春化处理。
“春化处理”有没有作用呢？
有。这个知识并不是李森科父亲的独家发现，而是全世界北方农民的共有经验——比如古代的中国农民也会把麦种放在潮湿的陶罐里，冷冻一段再播种。
但是春化的作用是不是像李森科宣称的那么大？甚至可以遗传抗冻的性状？这就需要实践的证明。
从1931年到1936年，李森科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的连续实验，统计数据表明，春化处理并没有实质地提高小麦产量。
好死不死，那几年乌克兰大饥荒（1932-1933），饿殍遍地。在此背景下，李森科的豪言壮语显得分外刺目，自然也遭到了其他科学家的质疑。
你说这算打脸么？其实也不算，因为实验样本有限，可以用时间不够长，遗传代继不够来解释。
但李森科不是这么干的，他先是搬出了自己的农民出身：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科学理论代表无产阶级！什么实验数据的重复性、统计学，那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
——年长一点的读者应该能联想到，当年咱们这儿“贫下中农”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很清楚这番话在那个年代的蘇聯，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
这就是李森科三法宝之二：根正苗红。
这还没完，老李又祭出了第三个法宝：
“春化处理”技术符合拉马克理论！
这个法宝最厉害。
此言一出，所有反对李森科的科学家都被打上了“反对拉马克”的标签，也就注定了今后被缉拿、被迫害的命运。而李森科本人却扶摇直上，逐渐坐上了前蘇聯首席科学家的宝座。
那么，什么是拉马克理论？为什么拉马克理论在前蘇聯有如此威力呢？
拉马克（1744-1829）是法国科学家，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809年提出了“获得性遗传理论”，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用进废退”——生物的器官越用越发达，不用就会逐渐退化，而且这种后天获得的性状是可以继承的，后天锻炼的成果会遗传给下一代。
拉马克（Jean-BaptisteLamarck）
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吧？但在一九三零年代，拉马克理论受到了“孟德尔-摩尔根”染色体遗传学说的严重挑战。现在我们知道，拉马克理论基本是错的，摩尔根学说更科学。
拉马克理论错在哪儿呢？这里有个稍微有点儿少儿不宜的段子可以说明：
话说有一帮科学家们憋着坏，给李森科挖坑儿：
“按拉马克的理论，生物性状后天可以习得，OK，假设有一群鹿，每一代我们都把鹿角砍掉，那是不是过了很多代之后，这个鹿就不长角了？”
李森科想了想说，对，就是这样的。
科学家们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反诘：
“好，那你给我解释一下处女膜怎么还存在？每一代女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有处女膜，但是她们后来之所以能生孩子，一定处女膜都不在了。处女膜不在了这个性状，怎么就遗传不下来？”
这例子举得太不厚道了，让人家怎么回答？
然而李森科可不是一般人，他白眼一翻，计上心头，恶狠狠地说：
“谁反对拉马克理论谁就是阶级敌人，打倒你！”
——这就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的特色：当无法用科学战胜对方的时候，就把科学问题转化为立场问题，然后无往而不利。
伟大的拉马克若地下有知，看到徒子徒孙用如此荒谬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理论，估计能被气活过来。
1948年，著名的全蘇农业“八月会议”召开，会上李森科把他的新拉马克理论称为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高层从善如流。此后，全蘇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也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那么，前蘇聯为什么如此青睐拉马克理论呢？
因为”志同道合“。
根据拉马克理论，物种的变异在发展中遗传和进化，是有规律可循的，甚至是可控的。这一点，特别符合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一切皆可解释，一切皆可控制。
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与之恰恰相反：物种的变异是随机的，偶发的、不可控的。从根本上与“把一切都管起来，去改造世界”的宏大理想相抵触。
另外，摩尔根毕竟是美国人，其理论在西方科学界获得了共识。敌人支持的，就是我们反对的嘛。
所以，李森科三法宝中的“拉马克理论”，其实与拉马克本身无关——人家是一个正经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学说，这种学说是可以被证伪的，也允许人们去质疑、去证伪，这就是科学和科学的态度。
李森科呢？他敏锐地迎合并利用了上层的口味偏好，以立场、意识形态来打击异己。可以说，李森科是个卑劣而成功的政治投机者，但绝不是个科学家，连“民科”都算不上。
“民科”最多骗点儿钱，而李森科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原本在生物学基础研究方面底蕴深厚的前蘇聯，因此元气大伤，相关科学家几乎断了代。
而由于前蘇聯的特殊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也都被波及。
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前蘇聯及相关国家才终于开始清除李森科主义。肆虐近40年，这些国家的生物遗传学科已落后了两代人的时间。
我们大家熟悉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曾经被李森科误导多年，直到他看到英美学者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才便转变思路，最终取得了成功。
而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的故事则更令人扼腕叹息。
1941年，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康奈尔大学生物学博士李景均毅然归国，冒着战火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等地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1948年，李景均撰写的遗传学教材《群体遗传学导论》出版，被全球学术界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该领域最权威的著作。这个老李也因此而被称为“中国遗传学之父”。
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1912-2003）
次年秋天，中原逐鹿已分胜负，受上文“八月会议”的影响，李森科理论打着“纯种共产主义科学”的旗号横扫国内。
幸或不幸，李景均恰恰坚持“纯种科学”，结果呢，自然与他的蘇聯同行落得同样下场：被迫害，被攻击。他无奈辞去北京大学农学院系主任的职务，甚至一度想过自杀以证清白。
李景均说：
“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和同事们也不可能把中国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
“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
不幸中的万幸，李景均没有自杀，于1950年出走（回归）美国。
之后，李景均在遗传学、统计学、医学方面，都为人类做出了极其杰出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现代临床试验的两大黄金原则：随机和双盲。
简单说，李景均能在战火纷飞中写下不朽名著，却在和平年代中忧谗畏讥，被迫去国（怀不怀乡不得而知）……换个环境，又搞出了一连串丰硕的科技成果。
（老稻：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然而行文至此，仍忍不住心中大喊：这原本可以是属于中国的骄傲！）
今天讲李森科、李景均的故事，实际上我们在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我们对科学，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我家奶牛猫NICO都知道：
判断一个猫罐头好不好吃，
那就看它好不好吃。
我不会在意那是谁生产的；
也不在意隔壁那只讨厌的虎斑猫也爱吃；
更不在意外面的包装不是黑白花的。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就吃不上好吃的罐头了。
那我就亏大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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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