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生于194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于今日去世。回溯其一生，是思想厚重、影响颇大的精彩一程。辉煌时，宛如学术明星；被遗忘时，依然享受其中。不卑不亢，淡然平和。
骄人业绩
成名于上世纪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正襟危坐（正襟危坐的意思）
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论语今读》等。
本真语录
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
经典评说
虽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记得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易中天
在那个年代，文化热、美学热风行的年代，他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
他的一位前同事回忆，那时要是李泽厚在哲学所上班，办公室就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拜访者，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
而当“文化热”退潮，他也被人淡忘。据传，前些年他去大学讲课，有学生误把告示上的“李泽厚”当作“李泽楷”。
但李泽厚知道，他的书与他的美学，已穿越了厚重40年。而他对此感到满意。
他的眼光游离在窗外，始终不看来访者的眼睛。只有在争论的时候，才会移回视线———他一直说，自己不善与人交流。
他年轻的样子一并和《美的历程》留在了中国的80年代，是那个时代里的惊叹号。
自由之精神
自由。李泽厚说这个词会贯穿于自己生命的始终。
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争取更多的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
他最怀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员的日子。“不怎么去上班，大多时间呆在家，看书，写文章。”他描述那时的状态。
他甚至一度住进了太太的宿舍，居委会因为看他整天赋闲在家，而去调查追问。
他也不按领导的指示写文章，被批了好几次，也被冠以“异类”之名。
这与那个时代所倡导的精神格格不入。
“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曾在接受访问时说。
那个需要越过一条河去书店站上一整天的青年时代，留给他的是自由之精神。
写那本在80年代引发轰动的《美的历程》，李泽厚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他并没有坐在书桌旁苦思冥想，等待灵感。他比谁都清楚，他“不会有什么灵感”，他也“从来也没有过灵感”。如果三五天过去无法成稿，他会选择放弃。
“我从来没有废稿。”他笃定地说。
这种率性而为同样表现在他的晚年。
比如他对所有拜访者奉上三条准则：不开会、不讲演，不上电视。
“我讨厌强光刺激和正襟危坐。”他说，这些录制电视节目的体验和姿态，是他极为厌恶的。
他还立志不做寿。
那些“活到90岁、100岁”的祝词，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些只是废话而已。”
他似乎活在激流之中的岛，观赏着他人逆流、顺流的生命。
而他的经历，也已经被人观众赞叹过无数次。
美的烙印
李泽厚与他的书缔造了80年代有关“美”的一切想象。
1981年出版的《美的历程》，十余万字薄薄一册，却一时“洛阳纸贵”，让无数青年夜不能寐。
“80年代的每个学生宿舍里，总能翻检出我的《美的历程》。”他咧着嘴笑，不掩自豪。
“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单单是章目词句，就已带来了荒芜之外的新天地气息。
从远古图腾谈起，一路走过五千年文明，触摸青铜之美，感受楚辞汉赋，聆听盛唐之音……二十多年后，易中天仍记得那时的激动：“《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让我怦然心动。”
那时的李泽厚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座谈，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成千上万的孩子发现了他，纷纷围拢过来。
人们说，李泽厚让整个北京大学“万人空巷”，食堂成了北京大学最拥挤的课堂。
李泽厚称自己的生平有两样最满意，“一是写了40年的书，那么多人读，而且现在也有人读。”
第二个满意就是去美国之后适应全英文教学的环境。
他也深谙可以成为一代美学大师的原因：“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影响时势。”
何况那是一个解除种种禁锢、崇尚优美阅读的年代。
政治化、口号式的语言一去不复返，朦胧诗、尼采、叔本华、歌德、康德跳上青年的案头。
有人描述那个年代：“人们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带着自由的火焰奔走呼号，即使餐风露宿，即使泪洒街头，也在所不辞。”
有人赞李泽厚似乎总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美学热”的兴起与他脱不开干系、而“文化热”的浪潮也与他有关。
而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涉足中国思想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让一个时代的青年开始贴着地面飞行”。
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李泽厚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静悄悄地写作
追溯李泽厚的一举成名，都会提及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
在1956年的美学争论中，26岁的李泽厚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批评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和蔡仪的观点。
这其实并非是青年的莽撞之举。
“其实在那之前我就很有名了。”他会更正，“我从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学术研究了。”
他承认20岁时成名的欲望很强烈。而成名之后，“带来的却都是坏处。”
反右运动开始，他因去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了揭发高峰，成为“漏网右派”。
“文革”时期，他俨然一个“逍遥派”，不介入任何争论，用红宝书盖着康德，进行着自己的研究。
“我一直设法躲避运动。”他笑言。
静悄悄地写作。这是他给自己的定性。
他说有人劝他写自传，但他拒绝。
“不想回忆，回忆只会带来沉重的痛苦。”他说，“但痛苦不会忘记。”
对于他而言，痛苦是儿时小康家庭中落带来的困顿体验，也是成年后下放干校时为上工不迟到睡在田地的慌张与仓促。
上世纪90年代初，他远赴美国一所大学任教。
“当时心理负担极重。”他发出啧啧声。
从最初面对课堂上学生的提问怀疑自己会听不懂，到后来被评为“名誉博士”，他觉得努力的结果，是他生活里的一小段辉煌。
寂寞中独行
在李泽厚去美国讲演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称赞他：“每一代人总要有几个人，钱钟书那一代有他，而你这一代有你。”
“我受宠若惊，连说三个不敢当。”李泽厚回忆往事。
对于这个被学界公认为骄傲的学者的称赞，他觉得分外难得。
但有多少赞誉，就有多少流言。
“有人说我性格孤僻，骄傲，不爱与人交往，不懂人情世故。”李泽厚不掩饰这些评价。
他将这种性格里的特征归结于A型血的外显：性急、失败和挫折感强，不善与人交往，以自我为中心等。
曾经他试过独自上街购物，却以与售货员吵架而告终。
至于壮丽事业的背后躲着一个孤独的灵魂，他也觉得是“完全无所谓”的。
他曾一度怀疑自身患上一种疾病，无法辨识人脸和声音。即便那人前一天与他共进晚餐、促膝长谈，第二日他再见也觉得陌生。
“搞得很狼狈。”他抱怨道，有些无辜的模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困扰，对他来说，熟悉的人不会因此疏远，陌生的人只会更加陌生。
比起“顾盼自雄”，他更愿意称自己是“踽踽独行”。
他有几个挚友，却从不主动去探望。
他不爱热闹，只享受寂寞。
他说他临死之际更愿静悄悄离去，只希望家人看到。
这个拒绝与社会发生过多联系的老者，却依旧期待着“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看我的书”。
如今大师已逝，风范犹长存！哀悼，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