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1984年3月22日为中共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所写的回忆。
>任远志（任远芳）
1938年晚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决定我任三边分区专员，并任分委常委。临行时西北局组织部崔田夫、唐洪澄给我谈话，将西北局给三边分委的介绍信交给我；边区政府代主席、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主席林伯渠中央派去西安和武汉工作）也给我谈了话，说为了先了解情况，可暂以视察员身份和朱开铨（当时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一起了解一段情况后再正式接任行政专员工作。我表示听从组织安排，随即去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大约用两个来月时间，对分区级和县的干部和工作情况有了个初步了解，于年关前后，接到边区政府正式任命，由我接替了前任专员王子宜的工作。
我在三边工作的三年中，地区人事变动比较多。分委书记先是刘英勇，不到一年西北局将刘调走后派白栋材接任，又不到一年西北局派白治民接替了白栋材的书记工作。分委组织部长，先是惠庆祺，惠调后由苏子章接任；分委宣传部长是王春华；妇女主任（妇委）先是李玉娥，后是邵清华。当时分委还代管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先是李仰南，后是杨一木。
专员公署秘书是李志恒，后设秘书长是张子卿。承审员先是艾杰三，后是陈思恭；一科长是高风歧，二科长是杨作凤，三科长是王振寰，四科长是杨x×，后是范学圣；保安处长是赵文献；税务局长先是梁爱民后为高秀山；银行行长是任楚轩、任远志；盐务处长先是陈康白，后为张永励。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今员先是朱子休，后为郭炳坤，政治部主任吴士方，参谋长齐渭川。
八路军驻防三边部队先是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即周仁杰），政委甘渭汉。该团调陇东后，由警备一团接防，团长贺普年，政委曹家庆。
当时，定边城郊还驻有国民党军队，先是四九四旅，旅长蒋云台（少将），后调防甘肃，由邓宝珊所属一个旅的一部分接防，旅长刘宝堂（少将），驻定边一个营的营长是曹又参，营副李友竹（李树林）。这两个部队都是杂牌军，虽一般表示与我方友好，但军纪败坏，违法乱纪、劫道、诈骗和闹事情况时有发生，给地方增添了许多麻烦，矛盾斗争延续始终。
三边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边防地区，西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北接绥远（内蒙）少数民族区。边境发生纠纷，既要保卫边防，又不能给以迎头痛击，特别对蒙族要体现中央提出的“七擒七纵”的政策。三边地区盛产食盐、皮毛和中药甘草，号称三宝，税收居边区第一位，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重点地区。在我工作的三年中，粮食自给稍微有余；以羊为重点的牧业和挖甘草等副业发展很快，加上大小盐池食盐的开发增产，所以经济比较繁荣，吸引外商来往不绝，皮毛行、甘草行、盐商和各种货栈、店铺相当活跃。与之同时，走私、贩卖毒品（鸦片）和偷漏税违法行为也十分严重。尽管我政府公安、税务部门进行稽查惩处，但有的奸商请驻定边国民党军队保镖。
常常引起同所谓“友军”的纠纷，使专署不少精力用在交涉处理这些问题上好在城内多数商家还比较守法，突出表现靠近我政府的有两个老阔，一个叫阎殿臣，一个叫杨荫生；也有很反动的，经常受到我政府的惩罚，对一度拖抗政府税收的两个大老阔聚义杨的代理人陈寿天和元升西的周旭初，我们曾依法采取过拘留措施。以上情况说明三边当时的形势是很复杂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
我在三边，工作做的不多，如前所述，除在地委领导和各级干部努力下对粮食、牧副业和盐业有所发展并在财政上对边区政府有较大贡献外，还以上到下建立了代销合作社，虽由于资金不足，很难与当时活跃的资本主义商业匹敌，但对农村还是起到了方便购销的一定作用。此外，还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三边中学，记得任命的校长叫芦勤良，虽然学生不多，设备简陋。但这是个开创，为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还办了一个民教馆，馆长是孙方山；办了一个地方剧团，团长由孙方山兼任。这不但在当时起了一些宣传和群众文娱的作用，而且有些同志后来成了党和政府的干部。
三边在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上大方向是对的，但也曾存在或发生过一些问题：
对驻定边的国民党驻军，很多干部鉴于其军纪很坏，抓鸡摸狗，拦道抢劫，群众不得安宁，所以有将他们挤走的思想。好容易1939年蒋云台旅调走了，但又来了刘宝堂旅接防，军纪一样败坏。尽管我们按照中央政策对其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策略，其上层对我方关系（其中有少数我党的秘密党员）还不错，但一些反共分子的捣乱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是1939年秋末（具体时间记不准），发生了对方夜间偷袭我保安司令部所属骑兵营而引起武装冲突事件，由于我方有所戒备，在对方打响后，立即给以迎头痛击，很快缴了对方一个连的武器。第二天凌晨，在对方军官喊话说明误会时停战，并开始对话谈判。我们随时将事件情况报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一事件十分关注。毛主席高瞻远瞩，内部批评我们不应对同我保持友好的邓宝珊先生的部下过激的行动；并指示我们马上将缴械人枪一律退还对方，并由双方上层筹备组织言归和好的联欢大会。遵此，三边党政军领导同志统一执行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退还俘虏和所缴枪械后，经双方商定召开了联欢大会，八路军延安留守处派贺晋年代表和专员（我），驻军负责人（甘渭汉）等都作了以团结抗战和解除这场误会为主要内容的讲话；对方刘宝堂旅长也亲自到会讲了话，他除表示道歉外，支持我方关于团结，友好、共同对敌的精神。从此这场武装摩擦就顺利地解决了。
我在三边工作的三年间，同宁夏接壤的西部边防基本平安，有时发现对方越境情况，经公函交涉，或表示警告后，也就平息下来。东部靠近安边镇内驻有国民党“流亡”的定边县政府和国民党驻军。记得曾发生过一次对我边境扰乱，被我痛击后也就老实一些了。安边是陕甘宁边区许多县到定边交通要道，群众运盐必经之地。国民党政府便想方设法加收过境税等苛捐，人民来信来访告状者无数，为此我政府曾进行过交涉和打无数笔墨仗。这种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我离任。比较麻烦的是北部边境。在少数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唆使下，经常发生蒙古族武装扰乱，抢牛羊、抢群众钱物，甚至打死人。但我们只能执行中央“七擒七纵”政策，只许活捉不许打死，捉住后还要宣传一番，请吃请喝后再连人和武器放回。一次复一次，干部和群众很有意见，有时我们这些负责人也感到“宽大无边”，思想上有些不通，但组织上还是坚决按中央指示执行。
日而久之，蒙古族士兵终究受到了感动，纠纷减少了，事实教育了我们干部和群众，深深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正确。
大概是1941年5、6月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批准了我多次要求上中央党校学习的请求，并派罗成德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
?附录:
1960年5月至1961年2月兼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7月至1963年11月任党委书记。1960年10月至1967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1960年12月至1966年1月兼任东北局秘书长。
1975年起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财贸组第二副组长。同年6月至1979年1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