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开，难以考证。据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
>中国丝绸之路（中国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
《史记》之《七十列传·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拜为中郎将通夜郎、西南夷。
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拜唐蒙为中郎将，通夜郎。
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
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为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世界中心的不断转移，是地缘政治的权力转移，由地缘政治所决定。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导致了财富的革命，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必须为经济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最早期的南方丝绸之路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所探索和开辟。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四川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四川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四川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时，拜唐蒙为郎中将，通夜郎。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当时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
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可能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史记》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
早在张骞尚未打开通往西域，开辟北方丝绸之路以前，西南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四川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五尺道”。
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图
《史记》载：“秦时常頞通五尺道”，“五尺道”从四川出发往东南行，经僰道（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继续向西至叶榆（大理）。
《司马相如列传》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派遣司马相如积极开凿通川南雅安、西昌及云南大姚之邛、笮、井、駹等西夷地区的“西夷道”，因此道通过了越西境内的“灵关”，故又名“灵关道”。
从蜀地南出，经临邛（邛崃）、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邛都（西昌）、会无（会理）、渡过金沙江到青蛉（大姚），抵达叶榆。在打通了身毒道之后，连接滇、川的通道蜀身毒道即可畅通而行了。以上两条在大理汇合后西行，经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由越赕（腾冲）出境入骠国（缅甸），称为“永昌道”。
此道在中国境内约有3000多公里。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中国较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同时也是中国西南与西欧、非洲、南亚诸国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线路。
唐宋时期茶马贸易兴起，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交易商品，并且绵延千年而不衰，影响深远，因此又被后世称为茶马古道。
明清茶马互市是南方丝路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别从不同口岸与缅甸、印度、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发生着日益密切的往来关系，尤其将滇茶、川茶运进吐蕃，又将战马源源不断供应给中原。互相之间物资交流频繁，而且通过古道将文化进行了串联，以商品将文化形态碎片式的呈现，圈内圈外文化被勾连，因此南方丝绸之路从出现以来一直存在着多种文化的碰撞、传播、涵化、变迁，由于西南深处两端不同文化类型的中间地带，文化在此碰撞不仅异常激烈，而且包容和谐，时至今日呈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从边城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物资战略要冲，每天从烽火线上抢运着供往内地稀缺的生活物资、武器弹药、医疗设备，此时的南方丝绸之路是自开通以来最为繁盛的阶段，自身作用也发挥到了极致，为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结束之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恢复通车，之后随着现代化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南方丝绸之路被214、317、318国道、铁路甚至航线所代替。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沉寂。然而，作为历史的见证，南方丝绸之路成为文化遗传密码融入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构建起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
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
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马帮终将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继续传承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