舐犊之爱(舐犊之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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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舐犊之爱(舐犊之爱的意思)

订立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创造,是群众表达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好形式。它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用公约的形式加以强化和巩固。这个运动在1950年11月即开始了。

中共中央1951年2月2日指示中,将订立爱国公约作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两件中心工作之一,要求在全国各地各界人民中普遍推广。

至1951年10月,仅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和河北省的统计,即有80%以上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邮电工人85%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农村有50%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其中云南省晋宁县有90%的家庭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工商界也积极参加订立爱国公约。各阶层人民和在各种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以爱国公约为行动的准绳,身体力行。使人人的爱国积极性得到持久的发挥、推动抗美援朝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

开展这一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竞赛和拥军优属工作。

工人们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多出一件产品就是增强一分杀敌力量,减少一件废品就是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不断创造出生产纪录。东北地区的工人,掀起在1951年创造价值相当于1040万吨粮食的增产运动,到9月下旬,仅东北62个厂矿的统计,就已经获得了增产价值相当于162万吨粮食的成绩,至1951年10月,全国有2810个厂矿单位、223万职工参加了生产竞赛,有19854个生产小组向齐齐哈尔市劳动模范马恒昌所在的生产小组学习和应战。

天津市自来水公司在8月份创造了15项纪录,使市价售水单位的成本比原来降低1/8。青岛国棉六厂17岁女工郝建秀,创造了一套科学的细纱工作法,此法在全国纱厂推广,大大提高了细纱生产效率。

在农业战线上,1951年3月,山西省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向全国各地发出了爱国增产竞赛挑战书。到9月底,就有30个省(行政区)的1.2万多个互助组、2700多个农业劳动模范应战。至10月全国有1000万以上农民参加了爱国丰产竞赛。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使1951年的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1950年的水平。

全国人民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在爱国公约运动中广泛进行拥军优属活动。为了表达对志愿军的支持和拥戴之情,解除志愿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争取战争的早日胜利,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发扬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抚工作的优良传统,把优抚工作当成重大的政治工作,列为爱国公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广大群众认为“不照顾好烈士、军属,就对不起前方的志愿军”。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尽一切努力帮助志愿军的烈士、军属,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在城市里,优抚工作贯彻“以组织生产、介绍就业为主,物质补助为辅”的方针。

凡有条件参加生产劳动或从事某职业的烈士、军属,都陆续参加了生产或介绍他们就业。1951年10月统计,重庆市吸收了城区的烈、军属632人参加碾米、纺织、缝纫等61个生产组织,并介绍1977人就业。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和就业条件的烈、军属,各城市普遍给予了实物和现金补助,使他们在生活上确有保障。

在农村,优抚工作在分配土地改革的斗争果实中,优先照顾烈士、军属。绝大多数地区对烈士、军属的土地实行了固定代耕制。

有些地区在代耕中还做到了“四保”(保证不荒一亩地,保证按时下种,保证精耕细作,保证平均增产一成)、“五先”(先种、先锄、先收、先耕、先入仓)的要求。有些烈、军属满意地说:群众代耕的土地“种得早,锄得好,地里长得没有草,上粪不比群众少,地面还管修水壕”。对于特别困难的烈、军属,当地人民政府拨出优抚专款予以救济,并发动群众捐助实物、现金,保证他们的生活达到当地群众的一般水平。

各地城乡还采取了其他多种多样的办法和措施优待烈、军属。例如:烈士、军属到医院看病可以优先挂号,减免收费,各级学校在招生中,在同等条件下,烈士、军属子女可以优先录取,逢年过节,公私商店对烈、军属减价优待,在车站、码头给烈、军属优先售票。

1951年春节前夕,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春节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家属运动的通知》,要求“依据各地的风俗习惯,采取不同的方式,使志愿军家属欢度一个热闹的春节”,并且要“力求实际地帮助烈土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解决生活上和生产上存在着的困难,使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1951年春节期间,各地都举行了热烈、隆重的慰间烈、军属的活动。广大烈、军属不仅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和做好本职工作,还写信鼓励朝鲜前线的亲人英勇作战,杀敌立功。

关怀慰问人民子弟兵的传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表达对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鼓励他们英勇作战,各族人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掀起了慰问志愿军的热潮,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慰问志愿军。

燕京大学学生在1950年11月,3天内就寄送300多封慰问信和600多个慰问袋。有的在慰问袋内还装着一纸卡片,上面写着:

上海著名作家章靳以在慰问信上写道:

南京市人民在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收复平壤后的四五天内,即写了2万多封慰问信,寄送5000多个慰问袋。各族人民发自内心支持与拥戴志愿军的慰问信、慰问袋等,纷纷寄送到正在朝鲜前线的英勇儿女手中。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到1951年1月,各地就寄了慰问金人民币113亿余元(此为旧币值,为新币值113万余元),慰问信45万封,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品61万余件。至1951年5月,全国人民捐款人民币1186万余元,慰问袋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慰问志愿军、人民军和朝鲜灾民。这些慰问品,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之情,激励着他们更加自觉地英勇战斗,为祖国争光。

广大人民群众对回国治疗和休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也给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只要得悉哪个医院住进了志愿军的伤病员,群众就会自动前去参加照料,或者要求献出自己的鲜血救治伤员。为了照顾伤病员的文娱生活,有些城市发动全市影剧界每月固定给伤病员放映电影、演出戏剧。

重大节日期间,各界群众都组织慰问团深入病房慰问志愿军伤病员,给他们赠送各种慰问品,进行文艺演出活动。群众也自发地拿鸡蛋、水果等物品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在城乡各地,志愿军的伤病员普遍受到人们的爱戴。

1951年7月,辽西省抗美援朝分会组织志愿军伤病员访问团,到各县进行访问。他们所到之处,各界人民结队相迎,纷纷向他们献花、赠旗,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广大人民群众对志愿军伤病员的亲切关怀和表达的真挚感情,使他们深受感动,激励他们顽强地同伤病作斗争,决心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英勇杀敌,报效祖国和人民。

中国人民为了更直接地向志愿军表达热爱之情和抗美援朝的坚强决心,根据195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通知,东北地区于1月下旬组织3个慰问团赴朝鲜慰问。2月中旬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反对美国侵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及朝鲜人民。

为了更直接地学习了解忐愿军在朝鲜前线反击侵略的英勇事迹,1951年2月和3月,抗美援朝总会内次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国内报告志愿军在前线作战的事迹。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走遍了全国24个省区的172个市、县和广大乡村,行程5万余里,和1025万余人见面,向4475万听众作了报告或广播讲演并运用广播录音、报刊、小册子、开会传达等方式,向全国人民报告了中朝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使全国人民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各项事业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归国代表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和慰问,仅归国代表亲手收到的慰问信即达50多万封、慰问品20余万件、慰问袋10万余个、慰问金119万元人民币,还有大批书刊与许多珍贵的礼品。

为加速国防建设,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爱国青年的光荣岗位》的社论。

12月1日和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先后发表了告全体青年团员书、告全国同学书、告全国青年工人书。指出,美国侵略者已侵占中国台湾、并将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中国的边境,全国青年已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动,为加强国防力量,需要培养大批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的军事干部,号召青年团员、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车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为加强国防力量建功立业。

1951年6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一次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这次招收对象为在校的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年满17岁以上的高中学生、初中学生及高小毕业生,同时也招收一部分具有相当文化程度、政治上纯洁可靠的社会青年。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具体组织进行。

全国青年经过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三视”教育),政治觉悟大为提高,爱国热情更为高涨。热烈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招。

广州市第一批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就有1.3万人,武汉市先后有1.5万余名知识青年报名参加军干校,各学校的报名人数都达到适龄学生的70%以上。广西省两次报名参加军干校的青年达到2.4万人,为原定招生数的13倍。

上海交通大学142位教授联名发表告同学书,鼓励他们积极报名参加军干校,做国防建设上的优秀干部。年届古稀的上海天厨味精厂经理吴蕴初的独生女儿吴志运,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在她决心报名参加军干校后写信征求父亲的意见,吴蕴初复信给女儿予以热情赞许。

他在信中说:

天津市少年儿童队员王颖华等3人,因年龄不足,曾经20多次跑到团市委请求破格批准参加军干校。他们说: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保卫祖国也是少年儿童的责任。由于他们的坚决请求,最后终于被批准参加军干校。全国总计两期报名参加军干校的青年达到58万余人,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

以这两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为契机,在全国掀起了积极参军参战的热潮。

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事迹。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奴役的东北人民,面对美国气势汹汹的侵略行径,决心不再当亡国奴,要像抗日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那样,到朝鲜去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与朝鲜隔江相望的辽东省安东市及其附近的东沟、凤城、岫岩、宽甸等县,曾遭到侵朝美国空军的疯狂轰炸,有400余人被炸死、炸伤,许多房屋被炸为瓦砾。

美国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怒,几天之内就有5839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宽甸县青年李大永结婚当天,该县又遭到美机的轰炸,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第二天就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踏上了征途。在他的影响下,同一条街上的8名青年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辽西省锦州市在10多天内就有10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在志愿参军的请求书上签名,以表示坚强决心。

吉林省长岭县参加志愿军的有1200人,安图县有一位在革命战争年代曾送走4个儿子参军的朝鲜族老妈妈,又把第5个儿子金珠焕送往志愿军部队。完成土地改革较早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不少区、乡的民兵们,还组成“子弟兵连”,要求集体参加志愿军。山西省雁北专区有97个村没有接到报名参军的通知,这些村的干部和群众便自动送兵123名到部队。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有个行政村,60多个年轻人牵着自己的马参加了志愿军。

在中南、华东、西北、西南等新解放区,正在进行或刚刚完成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志愿军。人口有2000万的浙江省,先后有100多万农民报名参军,未得到批准入伍的人说:“参军比考秀才还难!”

江苏省奉贤县(今属上海市)范爱乡蔡老太太送4个儿子和1个女婿参军,并亲自送他们到县城,热切地请求县领导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贵州省松桃县各族青年一次报名参军的人数就超过计划数的13倍,黄平县不到1万人口的四屏区,就有463名苗族青年报名参军;贵筑县一个50余户的彝族村,参军的青年就有17人;一位少数民族妇女,结婚4天就动员丈夫参军,并牵着马把丈夫送到区上。西北地区在1951年即有2.4万多名各族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

与此同时,在全国也掀起了踊跃支前的热潮,各地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和农民(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农民)纷纷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勤务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服务。

东北地区人民还筹集了大批马匹、车辆、担架、医疗用品等,前往朝鲜担任战地勤务工作。在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即有5%以上的青壮年农民随同入朝到前线,其中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的达70多万余人,为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队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截至1951年10月,全国铁路系统报名志愿赴朝的员工达到铁路员工总数的75%,仅赴朝的团员和青年即达6100余人,入朝的铁路员工80%在前线立了功。

许多铁路局和城市除了派出赴朝的员工外,还组织几千人到几万人的预备队,准备随时应召赴朝服务。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同志愿军和人民军铁道兵指战员和朝鲜人民一起,同敌人对朝鲜境内铁路无数次的轰炸破坏作斗争,把一列列满载作战物资的火车开往前线。

志愿赴朝服务的汽车司机,仅据东北各省、市1951年6月统计,即有5571人,占当时东北地区司机总数10786人的51.6%。他们在敌机频繁的袭扰下,白天精心隐蔽车辆,夜晚驰骋在弯曲多险的山道上,将大批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上前线,又把光荣负伤的志愿军战上运回后方治疗。他们不顾自己安危、历尽千辛万苦,机智勇敢地克服困难,创造了许多英雄业绩。

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在“响应祖国号召,到最光荣的岗位上去”的口号下积极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奔赴朝鲜战场。著名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于1950年11月18日率领上海军医大学师生志愿手术队,最先前往朝鲜。接着,北京、天津、沈阳、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地的医务工作者,相继组织了志愿医疗队、手术队、公共卫生队和防疫队,开往朝鲜前线。

为了统一组织和领导志愿赴朝的医务人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1951年2月8日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通知》对医疗队的任务组成人员以及工作要求等问题,均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后,志愿赴朝的医务人员,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统一筹划下,分期分批地组成医疗队赴朝服务。截至1951年10月,志愿赴朝的医疗队达50余个,其中80%的人员在前线立了功。

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的恢复,加强了国防力量建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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