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在一九四五年初所提出的政治纲领背离了英国人民的愿望。一九四五年，整个欧洲，人民的思想是向左转的。英国人民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合作，改善国内生活。丘吉尔没有理解，没有看清这一点，结果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到德国投降时，一九三五年选出的英国议会已经持续了十年，议会度过了两届任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英国就进行了大选。丘吉尔在一九四四年十月曾声明过，战胜德国之后马上举行选举。实际上丘吉尔并不急于举行选举，他更愿意在战后保持同工党、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他向两党建议，继续合作直到对日战争结束，如果两党宁愿退出联合政府，则立即举行大选。工党右翼领导人对联合是赞同的，以期借此保住自己的职位。但是，工党年会的表决却是反对联合政府。工党的普通党员渴望变革，他们很清楚，丘吉尔政府是不准许他们进去的。他们希望建立独立的工党政府，好在国内生活方面进行改革。
丘吉尔铁幕演说（丘吉尔铁幕演说纽约抗议）
当工党和自由党拒绝联合时，丘吉尔便用马上举行大选来威胁他们。工党领袖认为，立即举行大选对他们不利，因为保守党有战时领袖丘吉尔的个人威信，而工党却没有为大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需要时间让党的机构充分做好竞选的准备，艾德礼建议联合政府继续工作到十月。丘吉尔看出了工党的用意，表示拒绝。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丘吉尔提出辞职，于是从一九四0到一九四五年间他所领导的战时内阁自动停止职权。丘吉尔组成了过渡政府，由它负责在七月五日议会选举之前领导这个国家。在组织过渡政府问题上，丘吉尔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过渡政府成员全部是保守党内最反动的派别，他们之中有慕尼黑协定的拥护者和两次大战之间执行错误政治路线的一些人。英国人民看出，原来丘吉尔丝毫不想改革，英国将回到二、三十年代黑暗的境地，丘吉尔的形象大受损害，英国选民们开始怀疑他是和平条件下可以信赖的国家领导人。
很有意思，丘吉尔把艾德礼带到了波茨坦，艾德礼真的取代了丘吉尔
保守党主要的对手是工党。工党拒绝参加丘吉尔领导的过渡政府，在选举中反对保守党，丘吉尔十分气愤。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做出了主要贡献，引起了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情，英国人民也不例外。保守党人在选举运动中反对工党的各项改革时，首先指责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这恰恰帮助了工党。丘吉尔对工党领袖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这些人不久以前还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曾同他共事多年。丘吉尔声明：“工党掌权是对英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衅”，声称工党若在选举中获胜，将意味着英国可能处于希特勒统治德国时的境地。他断言，工党政府将不准许人民自由地表达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最后他说：“倘若工党在选举中获胜，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总起来说，丘吉尔妄图再次利用在一九二四和一九三一年选举中保守党曾利用过的办法：用革命的幽灵来恫吓英国选民中的多数小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接近保守党。这种反对工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演说，是丘吉尔在一九四五年选举中所犯的第二个策略上的错误。许多保守党人也迅即明白了这一点。弗吉尼亚·库斯曾谈到，她于六月五日在报业大王罗得米勋爵家中从收音机里收听丘吉尔的演说。她回忆说，丘吉尔演说结束后，室内长时间无语，然后主人说：“要是他始终是这种思想状态将毫无疑问地在选举中失败。”《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企图和缓一下丘吉尔的言论，但毫无效果。丘吉尔过于相信自己的声望和治国才干，以致很难使他认识到他所采取的路线是错误的。
丘吉尔没有把握住全国人民的情绪，他脱离了人民，选民们也觉察到这一点。一九四五年克莱门蒂娜对莫兰勋爵说：“温斯顿常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丘吉尔在英国四处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开道，广播着：“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城市和村镇的街道上挂着形形色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可战争已成为过去，选民们更关注的是未来。他们希望选出能维护和平的人，他们不认为丘吉尔是这样的人。
竞选运动的组织者很快就发现了反对苏联引起选民们的反感。因此，丘吉尔和他的同僚们，一方面攻击工党是社会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又力图使选民们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保守党坚持同苏联结盟的。着重强调，丘吉尔似乎是斯大林的最好的朋友。保守党在选举运动中把主要力量放在批判自己的对手上，实际上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有积极意义的纲领。他们觉得通过自己领袖的相片和个人威望就可以赢得选举。许多年后，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R·A·巴特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不是把宣传战后的政策放在次要的位置，如果不是过分地利用丘吉尔的威望和不适当地攻击工党的话，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些……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要失败。”
在一九四五年的选举运动中，工党的领导是很明智的。他们提出了符合选民情绪的重要的改革纲领。他们向选民承诺，将在英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内推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大力进行民用住宅建设。他们保证，战后将全力保持在战争中形成的美英苏联盟。丘吉尔坐专车到全国各地竞选，总是坐着豪华的敞篷汽车。工党领袖艾德礼则和妻子一同坐一辆旧汽车，从这一城市跑到另一城市。他为人沉着、稳健，没有一丝特殊化，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态度谦逊。他的朴实的演说和丘吉尔的自命不凡，形成鲜明的对照，工党在选民中树立了良好的印象。
胜利了，伦敦人民在街头起舞
对于选民的评价，人们都满怀信心，众多选举预言家的不同推测只不过是保守党在新议会中所占多数的大小。比弗布鲁克认为，丘吉尔的多数至少将是一百席。不仅丘吉尔，就是艾德礼也相信保守党在下院占多数。投票进行到七月五日，选举的结果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才揭晓，因为要从世界各地的英国驻军中拿到选票。
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的波茨坦会议，是在英国选举揭晓以前开始的。会议过程中，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到英国去听取选举结果，所以会议决定暂停几天。丘吉尔离开波茨坦时声明说，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的。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以为过一两天就将和丘吉尔一道回来。丘吉尔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的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但是，无论保守党或是工党都没有能正确了解一九四五年春季英国人民的思想状态。保守党在选举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工党在下院得到三百九十三席，而保守党及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二百一十三席。这对丘吉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打击。当他洋洋自得地沉浸在成功的英国领导人的赞颂中时，当他的威信似乎已达到峰巅时，然而，他和他的党却被选民们抛弃了。
七月二十六日那个倒霉的午宴，丘吉尔得知选举的结果之后，悲伤万分。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民在一九四五年选举中对他的冷漠，抛弃保守党和他的政权，是英国人民最大的轻率。丘吉尔在长达六卷的战争回忆录中指责英国人民，引用普鲁塔克的话：“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
丘吉尔不能返回波茨坦，要到皇宫向国王递交辞呈。工党领袖克莱门蒂·艾德礼授权组织新政府。工党政府基本上是由那些在战争年代参加过联合政府并受过保守党熏陶的工党右翼领导人组成。到波茨坦去，当然应该是新首相艾德礼和新外交大臣贝文了。艾德礼过去曾作为丘吉尔代表团成员，出席过波茨坦会议的第一阶段。丘吉尔让艾德礼参加代表团的目的，是让工党领袖了解会议情况，使工党在往后议会中讨论时支持这些决定。据说，艾德礼曾建议丘吉尔跟他一起参加波茨坦会议，就像他以前那样，丘吉尔谢绝了。
摆在丘吉尔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将如何走。许多人士认为，他应该退出政坛，享受战争年代赢得的荣誉。当时议会需要决定的，已经不是战争年代的巨大问题，而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和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丘吉尔从来没放在心上。在领导过渡政府时，他说：“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朋友劝他离开议会，去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没有听从这些劝告，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彻底失败而永远退出政坛。如果他离开保守党和议会反对党的领导岗位，那么，他再也不能做首相了。丘吉尔宣布，他将全力以赴研究战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继续领导保守党。
工党在议会中保持稳定多数，这意味着这个政府可以持续到五年期满，不能排除工党在下届选举中仍然取胜。丘吉尔已经七十一岁了，但他自我感觉良好，相信一定会返回唐宁街十号。他说：“工党政府不会长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如同明天太阳依旧会再次升起一样，我们也一定会回去，这确定无疑。”丘吉尔这样决定之后，他在议会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工党政府的威信。
艾德礼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政策方面做了积极的工作，工党的大臣们比丘吉尔更有能力。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已经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做了准备。许多人在丘吉尔政府中取得了管理国家的经验。工党政府面临着诸多严重问题，怎么去解决，一时难以理出头绪。虽然战争带给英国的损失比其他国家小一些，可政治、经济力量依然遭到了严重削弱。它的财政恶化，战争支出超过了二百五十亿英镑，因此国债增加两倍。由于轰炸遭受的损失，船舶、货物和工业资产的损失以及海外投资的损失等，加在一起大约占整个国家财富的四分之一。英国工业产品生产下降，出口贸易大减。
战后英国统治集团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工业生产增长，避免进一步落后。英国利用英联邦特惠制和英镑集团扩大出口贸易，但效果是不巩固的。他们加大了工业投资，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煤炭、电力、天然气、国内交通，实行了国有化，进行了改组。这些措施的实施，英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到了全部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英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快一些，但比其他许多国家要慢不少。
丘吉尔和皇室一起庆祝胜利
战后，丘吉尔不经常参加下院的会议，偶尔也做一些不太成功的演说。他演说的调子可以明显地分成两部分。关于对外政策方面，他赞成政府的路线。关于内政问题和经济政策，则予以抨击，虽然在一九五一年政权返回保守党手中之后，保守党对艾德礼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原封不动加以接受，但当时这些政策却遭到了丘吉尔的激烈反对。丘吉尔对工党政府的谴责，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他断言，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完全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特定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他断言工党的政策将最终导致英国经济破产。丘吉尔在反对工业国有化、反对对某些经济生活实行国家监督和反对社会改革时，似乎忘记了他自己在二十世纪初作为自由党大臣时曾宣传过相似的思想。一九0六年丘吉尔在格拉斯哥市发表的轰动一时的演说中曾提议，国家应当成为雇主之一，论证了铁路国有化的合理性。一九四五年丘吉尔把这些叫做社会主义，但是在一九0六年他曾挖空心思去证明，这些并非是社会主义。如果这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什么呢？
当工党政府通过下院讨论进一步限制上院权力的法案时，丘吉尔攻击政府的法案。但是工党政府清楚地记得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所以工党在提交这一法案时重新宣读了丘吉尔以前演说的片段。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保守党哭丧着脸坐在那里，工党的席位上则发出了讥笑声。丘吉尔的言论通常保守党同事们并不赞同。丘吉尔不听任何人的劝告，也不征求“影子内阁”的意见就发表演讲。这些演讲不符合时代精神，没有考虑到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尤其重要的是，没有考虑英国人民的情绪。因此，招致了愈来愈大的愤慨。丘吉尔清醒地意识到，那种情形下，工党政府不可能撤除战时形成的对经济生活的国家监督，同时也不能不对许多经济领域实行国有化，最后不能不实行新的社会保险制度来向工人阶级让步。
作为反对党领袖，丘吉尔没有充分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职责，他没有积极地把下院中的保守党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领导下的坚强集体。丘吉尔听说保守党有人提出必须制订一个政策时，很气愤。他说，反对党领袖的责任就是攻击现政府，只有这一点，没有其他。莫兰指出：“温斯顿老了，他的事业已经过去了，他生活在过去的时代。”许多中年的保守党活动家，采取断然措施，改组保守党，使它能够动员起来，赢得下一次选举。保守党的领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向选民提出一个建设性的纲领，使他们投票赞成保守党。为此，保守党制定了一连串纲领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守党的工业宪章。
这些工作都是在没有丘吉尔参与下进行的。他没有参加，他不感兴趣，他表示轻蔑。这时保守党刊物上出现了这样的文章：“丘吉尔是不是保守党的累赘？”他的固执使保守党遭到损害，可保守党也离不开丘吉尔，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在国内拥有崇高威望。丘吉尔在战争中的声望，是保守党争取选民好感的一张王牌。
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一年间，丘吉尔写了不少文章，多次到国外发表讲演，作为贵宾出席过许多集会和会议。这些积极活动，说明他还有很大潜力和精力。可是，这些活动还没有用完丘吉尔的全部精力。他还用了很多时间去画画，把自己的作品送到皇家美术院展出。他对农业也很感兴趣。丘吉尔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五百英亩土地，建立了牧场。尽管他年事已高，可他对赛马非常着迷，他所养的马匹虽不是一流的，可也十分不错。
丘吉尔的画
他主要的工作是撰写六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曾说过，他还在当首相时就准备创作这部书。他吸取了《世界危机》一书的全部经验。丘吉尔做过张伯伦政府的大臣，以后又当首相，搜集了他所经手的一切主要文件的抄本。他喜欢把自己所想的事情写成文字，对许多问题都写成便条、备忘录和手令。他和罗斯福、斯大林的来往信件，不是作为政府官方文件而是私人信件形式，这些抄件都被他仔细地保存起来了。所有这些文献和其他补充材料都集中到丘吉尔手中，成为他写作的基础。
根据英国的规定，遗留在大臣和将军们手中的官方文件，在他们退职后，自动为他们所私有。丘吉尔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听从其他人的建议，意识到单靠自己来做是不够明智的，应该找些人来帮他做其中一些事情。因此，他把许多海军、陆军和空军的军事专家、学者、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召集到自己身边，组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机构，由它来核对事实，查阅材料，对他本人不太了解的问题做一些简要说明。除此之外，在丘吉尔那里工作的还有两个很能干的秘书班子，每班工作八小时。
丘吉尔在组织写作巨型著作方面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的著作《马尔巴罗》、《世界危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其说是作者个人努力的产物，不如说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当然，每本著作材料的取舍、对材料的评价和结论以及构思等，显然是丘吉尔的。许多人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在丘吉尔的著作中被提及，同时期望能被描述得比较完美，所以，除了丘吉尔身边的日常写作集体，他还可以得到来自全国各方面的知名活动家和专家们的主动帮助。过去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们乐于答应丘吉尔的请求，详细地把自己在战争年代经历过的事件写出来。
按照传统习惯，丘吉尔不是写，而是口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他每天分两班工作，大约每天口述八千到九千字。与此同时，他大做广告，宣传这本书即将发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的稿费大大超过了丘吉尔过去得到的全部稿费。美国和英国的驰名杂志竞争首先连载丘吉尔著作。据说美国《生活》周刊花了将近二百万美元购得了这个权利。如果再加上其他出版机构和许多国家出版的稿费，合在一起该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收入呀！一九六五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二十世纪很少有人拿的稿费比丘吉尔还多。”
丘吉尔的著作中包括的事件很广泛。他详细地研究了25年的世界历史。当然，他写的事件首先是欧洲的，也写了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依丘吉尔的观点，历史就是描述那些由悄无声息的百姓们作陪衬的或善或恶的英雄人物的业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就是以这种观点来撰写的。显然，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丘吉尔自己。给人们的感觉，似乎他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战争年代里，所有正确的明智的决策，首先是他的功劳。所有错误和失败，都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的狡诈，或被解释为由于英、美、法和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的愚蠢或外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涉及的事件比《世界危机》更广泛。如果说，在《世界危机》中丘吉尔描述了他和当时的英国领导人，首先是同阿斯奎斯的斗争，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已经站到世界舞台上，在世界范围内活动了。那时他已经和希特勒斗争，同罗斯福合作，反对墨索里尼，谴责日本侵略者。从一九四一年起开始和斯大林合作，在一九四三年同苏联并肩战斗。
丘吉尔时常追忆他所经历的事件，对周围的人他都做了正面描述，把他们称为自己的朋友。但是，读者根据作者的描写，必然会发现这些人物和丘吉尔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所有这些人，和温斯顿·丘吉尔相比，不过是一些侏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占第二位的便是英国，作者用丰富的表现手法来描述英国的伟大。在作者看来，英国和英国人是极其优秀的，他们站在所有国家和人民之上。如果把《世界危机》的最后一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卷相比较，读者必然会发现，对相同一些事件的叙述方式和格调有着巨大的不同。在《世界危机》的最后一卷中，丘吉尔把苏维埃俄国描述为英国和全人类的主要敌人。为了战胜这个敌人，丘吉尔提议，同德国合作并加强德国的力量。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卷中，丘吉尔认为，德国是邪恶势力的总代表，它是英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巨大威胁，要战胜这一邪恶势力，必须与苏联携手。显然，对同一问题的解释，却是大相径庭的。
在第一卷中，丘吉尔写道：“本卷主题——英语民族是怎样由于自己的不明智、轻信和善良而导致了邪恶势力的重新武装。”大概，他以为读者已经忘掉了《世界危机》中所写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夜他和劳合·乔治的谈话。他当时说道，为了反对苏维埃俄国，必须扶持德国。正是这条英国外交路线导致了“邪恶势力”的重新武装。
丘吉尔在撰写战争回忆录的时候已经公开地回到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了。他在书中随意解释战争年代英苏合作的原因，给战后这位前首相所采取的反苏路线做了思想铺垫。一直以来丘吉尔就主张英美密切协作，这也是他在六卷书中贯彻始终的观点。但在丘吉尔看来，美国人对英国人是不够友好的，是蠢笨的，在战争过程中常常不能正确地估计世界形势。丘吉尔写了许多关于战争年代中美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和殖民地方面侵犯英国利益的事件，叙述他对美国的侵犯如何进行有力地反击。
在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时，丘吉尔认为，由于苏联的恶劣行径，战争的结局给英国和世界资本主义造成了悲剧。从丘吉尔的书中可以看到，早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就企图用英美的武装力量把苏联赶出东欧，镇压那里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丘吉尔在他的新著中，和过去一样，尽力去收录那些对他有利的，或能使他本人得到荣誉的事件。所有不符合他的观点的事件，他都不加理睬。
丘吉尔是相当严肃的作者，他不允许篡改文献，但是他在书中引用文献时是有倾向性的，作者对于许多重要文献一字不提，对于某些文献仅发表摘录，断章取义地引证那些赞扬他的段落。钱多斯勋爵写道：“丘吉尔是拥有最丰富的历史文献的首相。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在研究他的文献时，如果得不出这些文献是反映他的主观见解的结论，那才是怪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结论。”
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当然，丘吉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卷书不是历史的研究。但是书中包括丰富的文献，没有这些文献，任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都是寸步难行的。这些文献所以有价值，是由于不仅其中有作者的手稿，更重要的是还有丘吉尔所支配的大量官方文件的摘录。在这部书中，有许多是第一次公布的英国首相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B·斯大林以及同美国总统罗斯福之间的部分来往信函。丘吉尔这部著作的正文，基本上就是大量文件之间的线索和注解。各卷都有大量文献作为附录。
丘吉尔很早就掌握了如何叙述历史事件，这部书中透露出丘吉尔无可辩驳的艺术天赋。丘吉尔以自己的著作，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这部著作的政治倾向性也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六年初，丘吉尔在美国度过了几个月，他会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丘吉尔准备发表世界政策演说，确定了演说的总方针。二月十日和杜鲁门总统商量了演说的基本内容。在佛罗里达州疗养地丘吉尔住了几个星期，他在这里修改完成了自己的讲稿。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一切准备就绪，他和杜鲁门一起去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奠定了“冷战”的肇端。
这个演说得到了艾德里、贝文、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的同意和赞赏，杜鲁门甚至不惜旅行千里把这位演说家推荐给听众。这些事实证明，丘吉尔在演说里不仅表达他自己的主张，同时也是宣传美英统治集团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纲领。杜鲁门在富尔顿的出现，加强了这次演说在美国的重要意义。同时显示，美国将以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来实现丘吉尔提出的设想。
丘吉尔宣称，新的战争和暴政的危险直接威胁着世界，这种威胁的根源就是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要建立“英语民族之间的兄弟联合。这种兄弟的联合不仅要求在我们两个广阔的、亲密无间的社会体系之间不断加深友谊，要求我们在军事参谋部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研究可能发生的危险，研究武器和条例的标准化，交换技术学院的学生和教官，共同使用两国在全球各地的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样可以成倍地增加美国的海军和空军的机动性。这样将大大增强英帝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显著节省财政支出……由此，可以制订共同的国际原则。”
英美联盟的目标是反对谁呢？丘吉尔清楚而明确地做了说明，即反对苏联和正在增长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在演说中使用了后来反苏宣传家所惯用的术语“铁幕”。按他的话来说，“‘铁幕’已经在欧洲大陆放下了，它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利亚海的的里雅斯特，用一条线把欧洲切开。”
丘吉尔主张用实力来反对苏联，要在美国拥有原子弹而苏联还未制造出这种武器之前，尽快动手。他已经不满足于英国传统的力量均衡政策，以往英国在欧洲大陆曾用这种政策唆使一个国家去反对另一个国家。丘吉尔说道：“我们陈旧的力量均衡政策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实力只占有微弱的优势。”现在他制定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政策，即著名的“实力政策”。丘吉尔说道：“根据我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确信他们最欣赏实力。”他建议立即在一九四六年“同俄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全面的相互谅解。”这就是说，如果苏联不在实力威胁面前屈服，就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
他说，“和俄国的相互谅解”必须以“各英语国家的实力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后盾”。这就暴露了建立英美世界霸权的思想。这种思想不是新出炉的，丘吉尔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怀有这种思想。他说：“如果英语民族联邦和美国合在一起，并在海洋、天空、科学和工业领域中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则在力量对比关系上将有着不可动摇的优势……我们将沿着不断加强实力的道路前进……如果不列颠王国的全部道义力量和信心同你们结合在一个兄弟的联合体中，则不仅在我们而且在所有人的面前，不仅在现在而且在整个世纪中，将开辟一条宽阔的道路。”
富尔顿演说，冷战拉开序幕
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苏联是所有其他国家人民安全和自由的主要威胁，因此，人类应当联合起来，在英美的领导下，用武力消除这一威胁。这是丘吉尔企图挑动全世界去反对苏联。丘吉尔讲这些话的时候，英美的军事专家认为，如果没有苏联参战，战争便不能提前结束，英国和美国仍将在远东同日本交战。
丘吉尔的“铁幕”一词，以后被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以各种方式使用了成千上万次。帕姆·达特写道：“全世界都认为，这一术语是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天才创造，是他首先在令人不安的著名的富尔顿演说中使用的。实际上，他仅仅是在西方政策这种意义上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戈培尔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为《帝国报》所写的社论中就使用过这个词……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铁幕’一词已经进入日常生活，关于这一词来源于纳粹分子已经无人知晓了。如果西方出版商和政治家使用这一词要给真正发明者付出稿费的话，那么戈培尔的幽灵将成为地狱中迄今为止最富有的幽灵了。”
丘吉尔的演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惊慌。许多人明白，这将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在英国议会中，一百多名工党议员提出了谴责丘吉尔演说的议案。可是艾德礼政府不同意以官方名义对前首相在富尔顿的演说表示异议。政府声明说，这是以个人身份发表的主张。但是，实际上以后工党的对外政策，是按照富尔顿确实的路线进行的。
很快丘吉尔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宣传活动。一九四六年秋他到瑞士的日内瓦湖边休息，在勃朗峰下准备了讲稿，九月十九日在苏黎世大学发表了演讲。他这次提议建立统一的欧洲，以此与苏联抗衡，并用欧洲联合势力来消灭东欧社会主义。他问道：“为什么不能存在一个欧洲联邦？它将给强大的沸腾的欧洲大陆的六神无主的人民以更高尚的爱国主义和共同国籍的情感。”按照丘吉尔的观点，在统一的欧洲中，德国将是主要力量。由于人们对纳粹分子曾经建立的以德国为首的统一欧洲的暴行记忆犹新，因此丘吉尔号召人民，为了将来，要忘却纳粹的罪行。他说：“我们一切人都应当忘记昔日的恐怖，着眼于未来，签订一个统一欧洲互相信赖的公约，不再回想一切的罪行和恐怖。”在丘吉尔计划中，统一的欧洲不仅是英国的反苏堡垒，同时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也是英国的后盾。依靠不列颠王国的实力和统一欧洲的支持，英国可以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平起平坐。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在一九四八年演说时泄露了统一的欧洲在恢复英帝国昔日地位的计划中应起的作用。当时他发展了“三大势力范围”的观点，根据丘吉尔的观点，第一势力范围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及其所属地区；第二是英语国家，其中英国、加拿大和其他英国自治领起着重要作用；第三就是统一的欧洲。丘吉尔说：“如果你考虑了三个势力范围的相互联系，你就会坚信，我们是在各个势力范围内都起重要作用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是主要的联系轴心，在这里，在我们的岛屿上，形成海上和空中的交通枢纽。我们可以把三个势力范围连结在一起。”
丘吉尔喜欢上了马
毫无疑问，丘吉尔就是想恢复英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莫兰说，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他曾和丘吉尔谈过一次话。丘吉尔以忧伤的调子谈到未来。
莫兰问：“您认为是否还有一场战争？”
丘吉尔回答：“是。”
莫兰：“您设想，战争会在最近十年内发生吗？”
丘吉尔：“很快，或许七年或八年。那时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莫兰写道，我问他这次战争是否是苏联及其同盟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战争。
丘吉尔回答：“是。法国、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比利时与荷兰将与我们站在一起。”
我大吃一惊，“小小的英国如何能参加一场原子战争！”
丘吉尔回答说：“我们不应等到俄国准备好了再打，我相信再过八年，在俄国掌握原子弹之前，就打。”
过了两个月，一九四六年十月，我们又重复谈到这一问题。
莫兰问：“您考虑，最近两三年会发生战争吗？”
丘吉尔答：“也许，甚至更快，也可能在今年冬天。”
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三日，英国举行了例行的下院选举。工党政府认识到，由于军备竞赛，近期将大大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要提前选举。工党的纲领比一九四五年选举时大大倒退了。关于重要工业部门进一步国有化的问题已经不再提了。相反，保守党却对这次选举进行了充分准备。他们改组了党的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在选民面前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丘吉尔了解英国人民希望和平，希望同苏联友好，所以在选举运动中及时地提出了同苏联重新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主张。他期望能够藉此赢得选民的支持，仿佛他确实想建立正常的英苏关系，让选民们记起战争年代通过首脑会晤成功地和苏联政府进行的合作。这个声明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实质上，只是为了使选民们忘却丘吉尔在富尔顿、苏黎世、兰达诺以及其他各地的演说。丘吉尔并不准备履行上述保证，所以又声明，许多事情将决定于美国的立场。他的工党朋友贝文也看出了丘吉尔保证与美苏代表举行最高级会谈，不过是选举前的把戏。实际上也正是这样。选举的结果，工党在新的议会中取得了三百一十五席，保守党及其所属集团赢得了二百九十八席。
依靠下院中微弱的多数，艾德礼政府继续掌权，政府地位相当不稳固，新的议会选举或许很快又得举行。
丘吉尔在战争后期变得衰弱的身体明显地好转了，部分原因，是由于渴望复仇而使他精力旺盛，勇气十足。但是岁月无情，他青年时所爱好的各种运动渐渐和他疏远了。现在他有了新的爱好。一九四九年丘吉尔的小女婿麦里·克里斯托夫·索姆斯送给他一匹赛马，丘吉尔从此开始用自己的马参加赛马，他给马雇了一个专门的教练，丘吉尔心爱的灰牡马名字叫做柯罗尼斯特卫，在赛马中曾赢了十三次，给自己的主人大约赢了一万二千多英镑。每当柯罗尼斯特卫参加比赛时，通常丘吉尔整日呆在赛马场上，当取得胜利时，他高兴不已。
丘吉尔仍旧喜欢画画。当他用笔名展出的两幅画被皇家美术院选中后，他感到十分惬意。一九四八年这位前首相被美术院选为名誉院士。
与人疏远，与狗亲近
许多时间他是在恰特韦尔度过的，他醉心于乡村生活，丘吉尔特别喜爱动物。在恰特韦尔养着澳洲西部的黑天鹅，池塘里养着各种珍奇的鱼。主人最心爱的动物是小巧的深棕色的狮子狗鲁菲斯。当这只小狗被汽车碾死时，丘吉尔极其伤心。有一位朋友送给他另一只同样的狮子狗取名鲁菲斯第二。丘吉尔的生活，像帝王一样，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自己和自己政党的政权，改变一九四五年选民们对他的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