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的一天，家住四川通江双凤乡的农民何明德，坐在自家家门口，和往常一样，又是一阵长吁短叹。
田颂尧地盘26个县（田颂尧简介）
新中国成立后，何明德先后担任过乡里的武装队长、生产干事，在乡里小有名气可因为一件事，他经常遭到乡亲们，甚至是妻子的嘲笑。
1949年12月，通江县解放的那一天，他激动地跑回家中，告诉妻子：“别看我现在这样，我可是一名党员，而且和周总理很熟！”
妻子一听就乐了，取笑他：“你一个农民，都没见过周总理，怎么敢说和周总理很熟？”
后来，何明德又多次为自己辩解，妻子有时不耐烦，干脆顺着他的话说：“好了好了，知道你和周总理熟，但你千万别说出去，免得别人笑话！”
何明德不信邪，经常和别人说起此事，结果如妻子所料，遭到了乡亲们的嘲笑：“解放前，你说你给军阀田颂尧当兵，现在又说是周总理的兵，是不是想捞好处？”
何明德起初还辩解，可他根本找不到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连党员的身份都不被认可，更何况自证“和周总理很熟”这样的事情了。
何明德很苦恼，难道真的没有人能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他和周总理朝夕相处的6年时间又算什么呢？
1918年，何明德出生在四川通江双凤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和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何明德没读过书，自幼就和父母亲一起去田里劳作，赶上农闲时，还会到地主家打短工，喂牛、挑粪、锄草，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有一年过年，镇上来了一个走街串巷卖小商品的小贩。这个人有见识，能说会道，孩子们都喜欢围着他，听他讲外面的故事。正是在小贩的启蒙下，何明德的革命思想萌芽，他经常想：为什么贫苦百姓这么拼命地工作，却连肚子也填不饱？
1933年，何明德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这一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四川，开辟川陕根据地，来到了何明德的家乡。何明德虽然只有15岁，但看到红军军纪严明、打土豪分田地，立刻认识到这是一支真正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此后，何明德参加了长征，在部队获得极大的成长。他会开汽车、坦克，腰插双枪，枪法精湛，百发百中，是战友们公认的神枪手。因为军事素质过硬，长征结束后，他被抽调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这是一次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机会。于是，在西安事变爆发的第四天，周总理一行就风尘仆仆来到西安，准备进行调停谈判。
周总理一行抵达的那个中午，何明德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当时，负责中共代表团安保工作的钱之光找到何明德，把他带到一个正在吃饭的“大胡子”身边，告诉他：“小何，你给这个‘大胡子’当几天勤务兵。”
这时，何明德还不知道‘大胡子’的身份，点头应允。直到一行人来到张学良的公馆，张学良老远就迎了出来，高喊道：“周先生，欢迎欢迎！”何明德这才意识到，他要保护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总理。
作为周总理的勤务兵，谈判期间，何明德寸步不离周总理左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怕是晚上周总理睡着后，他也要四处巡视，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西安事变圆满解决，原本只是被“借用”的何明德，深得周总理的赏识，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开启了长达6年朝夕相处的岁月。
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周总理经常以公开身份，在延安、西安、南京等地往返，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奔走。然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却屡屡发动袭击，想置周总理于死地。
作为周总理身边的警卫，何明德参与了多次保卫周总理的任务，而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发生在1937年的“劳山遇险”。到晚年时，何明德还忍不住感叹：“真是吉人天相，吉人天相啊！”
那起袭击事件发生在4月25日。当时，周总理率副参谋长张云逸、副官陈友才、警卫员何明德一行20多人，坐卡车前往西安，准备就抗日事宜与国民党进行磋商。
由于卡车途径的地方是苏区，是红军地盘，因此警卫班的战士们都显得很轻松，天南海北地聊天，一路上笑声不停。周总理连续几天跋涉，缺乏睡眠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打起了瞌睡。
临近中午，当两辆卡车行驶到离延安几十公里的老山山脊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叭”的一声脆响，周总理乘坐的那辆卡车的挡风玻璃被击碎了。
周总理立刻清醒过来，意识到遭到一股不明势力的伏击。他当即跳下车，附在卡车车轮后面，同时向队伍下达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何明德立马跳下车，组织警卫班的战士展开还击。战斗中，何明德枪法精准，一连放倒了藏在山坳里的几个敌人。但由于敌人人数众多，火力凶猛，战士们一度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危急时刻，副官陈友才发现，右侧的山头下有一片树林，只要逃到那里去，就有脱险的可能。于是，他自告奋勇，带领警卫班的战士拖入敌人，让何明德掩护周总理等人先走。
最终，在何明德的贴身保护下，周总理等人顺利脱险，徒步向延安方向返回。但陈友才何警卫班的战士们，在激战中全部牺牲。
这时，周总理遇袭的消息传回延安，毛主席震怒，连帽子都顾不上戴，急忙吩咐中央警卫团团长：“你什么都不用管，立刻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黄昏时分，周总理一行抵达延安南门，毛主席已经等候5个多小时。看到周总理下马，主席立刻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激动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后来经过调查，中央才得知这次袭击，是盘踞在劳山的一伙土匪所为，不久后就被一网打尽。
不只是这一次，在陪伴周总理6年时间里，何明德还多次救下周总理，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加深。
1941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周总理来到桂林，主持统战工作。在桂林，何明德被推选为党小组组长，和周总理、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
周总理为人和善，对下属的个人生活也十分关心。一次，他专门找到何明德，问他：“小何，你年龄也不小了，家里有没有给你安排亲事啊？”
何明德立刻变得腼腆起来，小声回答说：“我给地主家打工，家里穷，谁能看得上我。”
周总理听完摇摇头，安慰他：“没事的，亲事你暂时不用考虑，组织会安排，给你找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但你要记住，你也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要配得上人家。”
何明德谨遵周总理教诲，每天除了工作，也会下功夫学习，很快就有了长进。不过，遗憾的是，何明德陪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已然不多了。
1942年4月，周总理因为工作安排，要回延安一趟，并特许何明德回乡探亲。在机场，他特意嘱咐道：“你这次回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写信来。”
周总理去延安不久，何明德也踏上了回乡探亲的路。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认为不会有事，没有带枪，只带着八路军总部签发的通行证、八路军胸章就出发了。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刚回到四川通江，国民党特务就找上门来，以他在外参加革命为由开始进行盘查和询问。
好在，何明德留了一手，他把证件藏在家里的房梁之上。面对特务的审讯，他不慌不忙解释道：“我被军阀田颂尧抓了壮丁，他那两撇胡子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特务一听，他说的没什么漏洞，也拿他没办法，但并没有放弃对他的盯梢。被特务监视期间，何明德想过逃走，去重庆找组织。可他还来不及行动，特务就把他父亲抓了去，以他父亲为筹码，要挟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为了解救父亲，何明德卖光了家产，终于把父亲救了出来。可当他准备启程时，却被父亲一把拦了下来，以死相逼，坚决不让他走。
一边是革命，一边是父亲，何明德左右为难，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留在家里尽孝道。后来，他遵从父亲的意愿娶妻生子，过上了普普通通的务农生活。
就这样，和周总理6年生死相依的何明德，从此和周总理天各一方。
1949年12月，通江县解放，何明德看到解放军大军进城，激动得热泪盈眶，又想起那段和周总理朝夕相处的岁月。
回到家中，他强忍着内心激动，告诉妻子：“别看我现在这样，我可是一名党员，而且和周总理很熟！”
妻子和何明德相濡以沫好几年，从未听丈夫说起此事，自然不会相信。她取笑丈夫：“你一个农民，都没见过周总理，怎么敢说和周总理很熟？”后来被问得烦了，干脆顺着他说：“是，是，你说什么都对。”
何明德对此很苦恼，终于在1957年10月，他实在按捺不住，提笔给国务院办公室寄了一封信，请求确认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及他的确当过周总理的警卫员。
国务院办公室收到来信后，觉得此事不简单，便转交给总理夫人邓颖超同志。邓颖超还记得何明德，读完信件内容后十分激动，感叹说：“原来是何明德同志啊，我还以为他牺牲了呢！”
于是，邓颖超给何明德写了一封证明信，其中写道：何明德是共产党员，1939年和我同一个党小组组织生活过，他的确是周总理的警卫员....特此证明，供参考。
这份证明信被寄到通江县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出面，证明了何明德的身份。
身份恢复的那一天，何明德非常高兴，甚至跳了起来。妻子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回事。直到这时，他才告诉妻子：“其实......我是周总理的警卫员。”
后来，组织曾找到何明德，准备宣传他的事迹，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因为对他而言，荣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和人民战斗过，这就已经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