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向中央反映贺子珍的情况。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来到北京治病。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到北京，刚安顿好，她就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和中南海毛主席居住、办公的地方缅怀。
>蔡协民（蔡协民儿子蔡致平）
在中南海，陪同贺子珍的上海华东医院护士，对她的一个情况感到不解。
她参观其他地方都比较平静，可到了毛主席卧室，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回去后护士问贺子珍的侄女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侄女说，她应该是在卧室看到了勾起回忆的物品。
贺子珍
毛主席去世对贺子珍打击很大，毛主席去世的第二年，她从福建回上海不久就中风瘫痪，以后的岁月都需要坐轮椅。
贺子珍嫁给毛主席时不到二十岁，和毛主席在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十年，并为毛主席生育了六个子女。
她和毛主席的感情，在两人分开后也无法抹去。
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去世，上海市委本来想把她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但考虑到她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上海只是代管，她还是应该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但骨灰可能只能安放在最后一个厅。
上海市委不能决定，把情况反映给中央。邓小平同志知道后做出指示：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第一厅；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中央领导都送花圈。
贺子珍不仅是毛主席的前妻，她还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安葬规格，是她应该得到的荣誉。
邓小平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上海时曾对家人讲，约贺子珍看电影，给她说电影时间要提前一个小时，要不然等她收拾好出门，一定会误点。
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的大户人家，从小接受过良好的礼仪教育，养成了只要条件允许，出门都比较讲究的习惯。
永新时期贺子珍并不是一个娇弱的大小姐，受父亲的影响，她和哥哥、妹妹都急公好义，常为穷人打抱不平。
贺子珍的父亲早年捐过清朝的县官做，因不满清朝官场的腐败，辞职回永新当了个师爷。
有次他为一个被地主告进监狱的贫农作保，那个贫农出狱后怕地主迫害逃离了永新，他受牵连被关进大牢。
为了救贺子珍的父亲出狱，贺子珍母亲几乎卖光了家产。贺子珍的父亲出狱后，又在县城开茶楼，重新成为了富户。
贺敏学
茶楼不时会受到兵痞的骚扰，贺子珍还未成年，就有惩戒兵痞的勇气。有次一个兵痞在茶楼出言侮辱贺子珍的母亲，少女贺子珍二话不说，冲上去就开揍。他弟弟也拿根烧红的火钳去烫兵痞，疼得那个兵痞落荒而逃。
1925年，大革命浪潮冲击到永新，贺子珍和贺怡参加到永新的贫民学校，在学校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哥哥贺敏学当时在外地的军官子弟学校读书，暑假回来受革命影响加入国民党。
当时国共矛盾还没有激化，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见贺敏学同情农民运动，就向他传播马列主义，又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第二天在共产党的会议上，贺敏学意外看到了他的两个妹妹，才知道妹妹走在了他前面。
他怪妹妹不告诉加入共产党的事，十六岁的贺子珍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很老练地对哥哥说：“告诉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们呢。”
北伐军到了永新，永新建立起工农政府，贺子珍当上妇女部长，副部长是贺怡，贺敏学则当了商务部长。
贺子珍的父亲不仅不反对子女干革命，还把茶楼的收入，赞助给党组织做经费。贺子珍姐妹的印刷工作，父亲也经常来帮助。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贺家人立即成了国民党重点搜捕的对象。贺敏学被捕入狱，贺子珍到井冈山找到袁文才的农民武装，让躲避在永新的小妹贺先圆给贺敏学送信暴狱，里应外合攻下永新。
撤离永新贺子珍一家上了井冈山，只有贺先圆年纪太小不便随军，藏在永新舅舅家，被国民党抓到残害至死。
贺敏学听到秋收起义的消息，曾带队伍赶去接应，可惜没有找到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茶陵得到毛主席要去井冈山的消息，他又给写信给袁文才，让袁文才做好接待准备。
毛主席第一次见袁文才贺子珍在场，袁文才介绍贺子珍是党员，永新的妇女部长，只有十八岁。
开始毛主席还以为贺子珍是山上哪位首领女儿。听了袁文才的介绍毛主席很惊喜，说没想到贺子珍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党员，井冈山应该有一位这样的巾帼英雄。
贺子珍以前就读过毛主席的文章，对毛主席仰慕已久，得到毛主席的夸奖，心里很受振奋。
袁文才
贺学敏被毛主席专门从茶陵调回井冈山，贺子珍向他征询过和毛主席的婚事。
他告诉贺子珍，毛主席是伟才，以后经历的风浪会很大，做毛主席的妻子不容易，要贺子珍想清楚。贺子珍最终不惧风浪嫁给了毛主席。
结婚后毛主席事务繁忙，没有时间和贺子珍过真正的二人世界生活。1929年毛主席在福建永定养病，贺子珍随同前往，住在当地农户一座两层土楼里。
当时红四军派粟裕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外围保卫毛主席。粤军的部队开到附近后，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当地赤卫队在离土楼五里的山窝，建起一个竹寮棚，请毛主席和贺子珍转移到那里居住。
毛主席与贺子珍
竹寮棚里里外外都是用竹子建造，毛主席和贺子珍看到这所青翠的房屋都很喜欢。
毛主席一时兴起，要给竹寮棚取个名字，贺子珍就帮毛主席砚墨，柔情地看着毛主席写下“饶丰书屋”四个字。
住在“饶丰书屋”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和贺子珍携手在山间漫步，坐在门前的竹椅上互诉衷肠。
土楼的房东送来食品，贺子珍就如同普通的主妇，把食品整理归类，盘算着给毛主席做什么样的菜。
贺子珍做饭时，毛主席会一边和她聊天，一边给她打下手，平凡的二人世界过得其乐融融。这段时光一直珍藏在贺子珍的记忆中，直到晚年还时常想起。
和毛主席一起到闽西的，还有谭振林、曾志等人。那段时间毛主席难得有闲暇，除了为贺子珍补蜜月，还会学习英语。
曾志学过英语，听到毛主席朗诵“湖南英语”，就会笑得接不上气。毛主席面不改色，照样诵读不误。
曾志和贺子珍关系很好。1929年11月，陈毅来接毛主席回江西，重新领导红四军，贺子珍这时已经怀孕六个月，不便骑马随行，毛主席就特意嘱咐曾志，好好照顾贺子珍。
没想到曾志听毛主席说由她负责照顾贺子珍，以为毛主席是让她专职照顾贺子珍，就不满地大声对毛主席说，她有她的工作，哪儿有时间专门照顾孕妇。
毛主席与曾志
毛主席一下被曾志吵得有些蒙，等反应过来赶快给曾志解释，不是让她丢下自己的工作不管，只是让她工作之余，多抽点时间帮忙关照贺子珍。
曾志明白自己会错意，不好意思对毛主席说，她和贺子珍本来就如同姐妹，以前行军时，吃饭、睡觉都在一起，毛主席不说她也会关照贺子珍。
在闽西毛主席对贺子珍的爱，曾志都看在眼里。贺子珍给毛主席耍小脾气，在毛主席面前生气哭泣，毛主席总让着贺子珍，耐心哄她消气，一会儿两人就和好如初。
毛主席在贺子珍怀孕时要独自离开，不放心托曾志帮忙照顾，结果曾志还误会毛主席，让曾志觉得很惭愧。
毛主席走后，正好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外出工作，她就把贺子珍接来同住。
两人睡一张床，盖一个被盖，贺子珍肚子大起来，她又把收缴地主的大棉袄，当孕妇服给贺子珍穿，直到她调离才把贺子珍托给别人照顾。这一别，她和贺子珍再见已是三十年后。
毛主席很少流泪，为贺子珍却不止一次情动泪洒。长征途中，贺子珍在干部休养连。一次宿营的时候，干部休养连遭到敌机空袭。
当时休养连中有在娄山关战斗中，受伤被截去一条腿的钟赤兵，事发突然，钟赤兵躺在担架上身边没有人，自己无法动弹成了敌机的目标。
眼看飞机低空袭来，已经隐蔽的贺子珍冲出来，把钟赤兵的担架往隐蔽处拖。敌机的炸弹扔下来，贺子珍扑到钟赤兵身上做肉盾。硝烟散去后，钟赤兵安然无事，贺子珍却一身是血，昏倒不起。
钟赤兵将军
战友们急忙把贺子珍送到卫生队，医生检查到贺子珍身上有十七处伤口。长征时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医生只能为贺子珍取出表面的弹片，无法清除陷入体内的弹片。
后来有块弹片在贺子珍体内完全和肉连在一起，终生也没有取出，不但对贺子珍身体造成严重危害，还极大影响到她的情绪。
毛主席得到消息，马不停蹄地带着自己的担架和一个警卫员赶来。看着昏迷中的贺子珍，毛主席的泪水无法控制地流了下来，抚摸着贺子珍连声轻唤她的名字。
战时状况下，毛主席不能留在贺子珍身边，只好把警卫员和担架留给贺子珍。贺子珍不愿拖累部队，请求把她留在老乡家养伤。
毛主席不会答应，战友们也不会答应。贺子珍不能走动，战友们用担架抬着他行军，担架不好抬的路段，战友们就背着她走。等伤好一些，贺子珍就坚决不要战友抬，拄着根棍子自己艰难前行。
贺子珍
1937年，贺子珍离开毛主席去了苏联，1946年在王稼祥的帮助下，贺子珍离开苏联的精神病院。
毛主席了解到贺子珍的情况后，给王稼祥回了两个字：回国。贺子珍1947年回到哈尔滨。沈阳解放后，贺子珍到沈阳，见到了从江西分开后一直没有再见的贺怡。
贺子珍从贺怡那里了解到，她去苏联后，她们的母亲被毛主席从南方接到延安，受到毛主席很好的照顾，母亲去世也是毛主席出资办理的后事。
贺怡在南方被捕曾吞金戒指自杀。那时国共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毛主席知道情况后当即做出批示：“责令恩来过问此事，事后报我。”
周总理接到批示，当晚就给第四战区司令何应钦发电，要求释放被捕的我方人员。
贺怡出狱后金戒指已经和胃粘连在一起，被送到到延安做手术，切除了半个胃。手术家属签名是毛主席签地名，贺怡治疗和康复，都受到毛主席的关照。
贺怡
知道毛主席为母亲和妹妹做了很多事，贺子珍非常感动，她想再见到毛主席，哪怕只是握握手、说说话都行。
1949年毛主席进住北京，贺怡到北京向毛主席讲了贺子珍的现状和愿望。毛主席让贺怡带贺子珍来北京，说历史造成的事实，要按中国传统办。
贺子珍和贺怡乘火车都到了天津，却有两个人上车来告诉贺子珍，她只能去上海她哥哥贺敏学处。
无奈贺子珍转道去了上海，刚到上海不久，去江西吉安当地委组织部长的贺怡，遇车祸离世，又给贺子珍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
在家人的关怀下，贺子珍的精神状况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她在苏联被关进精神病院，本来就是被儿童院院长陷害，不是真有精神病。
苏联精神病院的医生，把一些精神类药物，混在饮食中给贺子珍吃，才真的对她神经系统造成了伤害。
贺子珍
她有神经衰弱症状，就和那些药物有关。精神病院中的经历，还让贺子珍对药物的戒备心特别强。
她晚年就连贺敏学让她服用中药，她都要看到贺敏学分出半杯喝下才肯喝。为防止饮食里被下药，有时她甚至长时间不吃不喝。
贺子珍这种情况不过是特定的敏感，并不是传言中的疯癫。刚到上海的那几年，除了和毛主席在一起时养成的晚睡晚起习惯，其他方面贺子珍基本没有异常。
她那时抽烟并不多，家人把一支烟分成三节，让她当一天抽了三支烟她也能满足。
如果贺子珍真有精神病，贺敏学的丈母娘也不会让她管钱。不过她大手大脚的，不太适合管钱。街上看到特别中意的东西，她会一买一大堆，拿回家每人送一份，兜里有钱就往外跳，不计数拿给亲人用。
一大家子一月的开销，半个月不到就让她用来见底，搞得她悄悄向侄女借钱。还钱她也爽快，和侄女也讲究“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侄女不想让她还，她也急着要还。
这位“女侠”式的人物，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有些羞愧地把管家职务交给了贺敏学的丈母娘。
她每月两百零八元的工资，除了八元交党费，剩下的全都给贺敏学的丈母娘做家庭开支。那时两百元是不小的数目，用做家庭开支大部分是贡献给了家人。
贺子珍一天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看报纸成了她每天最重要的事。她最爱看《参考消息》，看报纸的记忆力还特别强。
不光自己看，她还会用报纸的内容，和家人发起话题。有次她问侄女参考文章的内容，侄女和她皮，说参考上没有字，字都被她吃掉了。她听了大笑起来，完全就是正常长辈的反应。
1954年贺子珍受了次很大的刺激，她在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讲话，人一下就呆了，直到收音机烧坏，她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之后她的身体状况就有了些问题。
毛主席听说后，眼泪就流了下来，说贺子珍那样都是因为他。毛主席给贺子珍写了封信，让她好好休养，听医生嘱咐按时吃药，少抽烟。
然后嘱咐李敏把信带给妈妈，以后要更多去看妈妈，还让李敏带了些北京土特产给贺子珍。
贺子珍收到毛主席的心意，心情有了很大改善，还准备了些新鲜蔬果让李敏带给毛主席。她仍然期望能够再见到毛主席。
1959年贺子珍到南昌休养，和陶铸一起到庐山开会的曾志，专程去看望贺子珍后，回到庐山就去拜望毛主席。
作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爱情的见证人，曾志觉得有必要告诉毛主席见了贺子珍的事。
她故作神秘地对毛主席说，她去见了一个毛主席的老相识。毛主席一下想不出是谁就问她，她才说贺子珍在南昌，她去看过。
毛主席马上问起贺子珍的情况。曾志实话实说，告诉毛主席贺子珍很正常，没有什么神经病，对过去的事记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感慨不已，要曾志和汪东兴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贺子珍见一面。
听曾志说了毛主席的想法，汪东兴认为这事首先要保密，就找到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商量，暂定由曾志和方志纯的妻子朱旦华来促成这件事。
朱旦华原来是毛泽民的妻子，毛泽民牺牲后，和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结为夫妻。
朱旦华
毛主席为此专门请曾志和朱旦华吃饭，快吃完时，毛主席才提起贺子珍，问她们两，自己想和贺子珍见一面该怎么办。朱旦华表示都听毛主席的意思，这事就定了下来。
到要去接贺子珍的时候，曾志因有不便，临时换成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朱旦华同行。
水静在贺子珍到江西休养时，就因贺子珍不吃喝去陪过贺子珍，当她听到杨尚奎让她去南昌接贺子珍时，禁不住为贺子珍高兴起来。
杨尚奎却很严肃，告诉她要保密，还说毛主席嘱咐过，先不要让贺子珍知道来庐山的目的，避免贺子珍因情绪激动发病。
朱旦华和水静到南昌，以省委请贺子珍第二天到庐山疗养为名，让贺子珍做好准备。
第二天来到庐山，贺子珍一行没有到别墅区，而是去了为贺子珍专门安排的住处，水静和贺子珍住一个房间。
晚上水静打电话和杨尚奎说了贺子珍的情况，又给毛主席打电话。毛主席问“客人如何？”听到一切都好，毛主席就让水静等候安排。
次日中午，水静趁贺子珍午睡，赶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告诉她，当晚九点带贺子珍坐杨尚奎的车来，岗哨知道车牌，不会盘问。
水静
水静问要不要朱旦华陪着一起来，毛主席说不必再麻烦朱旦华。
贺子珍直到毛主席出现在她面前，才知道上庐山是见她心心念念的毛主席，情绪一开始有些失控，只是哭泣不说话。毛主席安慰了她一番，她才和毛主席交谈起来。
他们都在问对方离别后的情况、互致关切，以及谈李敏和男友的事。
一个小时后，坐在外间等候的水静，听到召唤警卫的铃声响起。警卫进去把贺子珍搀扶到到值班室，又来告诉水静，毛主席请她进去一下。
毛主席嘱咐水静，贺子珍情绪很激动，她要寸步不离把贺子珍照顾好。还说贺子珍拿走三瓶安眠药，药很厉害一定不能让贺子珍吃，最好能拿回来。
在水静要离开的时候，毛主席问贺子珍现在是什么待遇，水静说一直是副省级。毛主席说了句“可以了”，明显表现出对贺子珍生活的牵挂。
庐山一别，贺子珍再也没有见到毛主席。毛主席病重李敏也瞒着她不让她担心。
毛主席去世对贺子珍来说十分突然，她已经痛到哭不出来，连着几天不吃不喝，独自发呆和家人一句话都没有。
等她终于对家人说话，第一句就是“他临终时，儿女都不在身边送送他，好可怜啊。”她无法接受毛主席逝世，身体一下就垮了，以至于1984年七十五岁就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