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孝宗李淏（1619—1659）是朝鲜仁祖李倧嫡次子，母为仁烈王后韩氏，1626年受封为凤林大君。据朝鲜史书记载，他“自幼器度豁达，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喜嬉游，举止异凡。至性出天，虽菜果之微，必先献，然后尝之。仁祖常以孝子称之，眷倚特隆”。
>丙子胡乱
1645年，昭显世子病故，他被清廷册封为世子（太子）。1649年9月，被清廷册封为“朝鲜国王”，1659年病逝，时年40岁。
电影《凤伊金先达》中的孝宗形象
在他短暂的40年生涯中，亲身经历了后金（清朝）对朝鲜的两次武力征服。尤其是爆发于1637年初的“丙子之役（1636）”，不仅让自己的祖国彻底沦为“蛮夷”清朝的“藩属”，自己也不得不与长兄昭显世子等人“入质”沈阳，度过了长达8年的质子生活。
这段屈辱史，让孝宗在内心深处对清朝充满了敌意。因此，在他即位后，不仅一直将“反清复明”视为己任，还大力扩充军队一度打算“北伐雪耻”。不过，伴随着他的离世，“北伐”的雄心壮志终究化作了南柯一梦。
那么问题来了，在孝宗即位之前，他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屈辱？在他即位以后，在“反清复明”的工作上做了哪些努力？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电影《南汉山城》剧照
1627年，皇太极派阿敏（1586—1640）等贝勒讨伐朝鲜。朝鲜不敌，被迫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不过，两国关系自始至终都难言融洽，更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之情”。
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但朝鲜没有派遣使者前来“庆贺”。对此，皇太极颇为恼怒。同年年底，他亲率八旗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讨伐朝鲜的战争。
大军渡过鸭绿江后，长驱南下，直抵朝鲜首都汉城（首尔）。仁祖李倧逃至南汉山城，被围四十余日后不得不出城投降，并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臣服。至此，朝鲜彻底沦为清朝的“藩属”。
电影《南汉山城》中的向皇太极“臣服”的仁祖
清朝深知朝鲜“口服心不服”，因此在议和环节，提出了一系列“不平等条件”：
一言概之，这些议和条件旨在斩断朝鲜与明朝的往来，瓦解朝鲜境内的“反清”势力。
电影《南汉山城》剧照
双方议和结束后，李淏便与长兄昭显世子等数百人一同前往沈阳。临别时，仁祖与群臣“哭送于道旁”，李淏等含泪“按马久之”，不忍上路。清军将领郑命寿（生卒年不详，正红旗包衣，原为朝鲜奴隶）见此情景，竟“挥鞭呵辱以促之，见者非莫错愕”，可谓“毫不留情”。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沈阳，被统一安排在德盛门（大南门）馆舍居住。
坦诚地说，他们的生活一开始还是比较艰苦的。根据朝鲜史书记载，在他们抵达沈阳之初，“（沈阳）年饥谷贵，难于接济”，“沈阳馆中上下人员，艰苦万状”。仁祖得知后，立即下旨“从优资送，令本家奴马，亦令加定入送，俾免病伤之患”，才使这些人的窘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20世纪初的大南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也开始着手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从1641年开始，清廷将周围的土地划拨给他们，令其“屯田自耕”，解决粮食问题。
对于清廷的这一举措，李淏表达了强烈不满，“大国不能养小国之质，使之自耕，乃万古所无之事。大国虽无所畏，独不念邻国之讥议，后世之贬论耶？衙门之官，无大臣之志则已，有大臣之志，则必不做此等事也。”不过，清廷并未予以理会。
《南汉山城》中的朝鲜大臣形象
1644年，清军入关，在名义上取代了明朝“正统”。为了巩固统治，清廷对朝鲜采取怀柔政策。1645年初，昭显世子等人被护送回国，一些朝鲜“反清”的大臣也得到了赦免。同年3月，李淏启程返回朝鲜，并于5月顺利抵达汉城。遗憾的是，在他抵达汉城之前，昭显世子就暴毙于“昌庆宫欢庆堂”。
按朝鲜宗法制度，世子应该为仁祖的长孙。不过，仁祖“力排众议”，打算立李淏为“世子”。有趣的是，此举虽然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反对，却得到了清廷的支持，“东方（朝鲜）人心不淑，当此之时，若以幼稚元孙为嗣，恐危疑不安也”。
在清廷看来，年幼的昭显世子之子，容易受到“人心不淑”的反清势力的蛊惑，不利于自己对朝鲜的管理和操控。但令清廷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如意算盘似乎“打歪了”。
朝鲜“英宁陵”。其中，英陵是世宗大王及其王妃的陵墓，宁陵是孝宗及其王妃的陵墓
1649年5月，仁祖去世。不久，清廷派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人携诰命、冕服等物前往朝鲜，并于同年9月正式册封他为“朝鲜国王”。他即位后，在国家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做了不小的功课，旨在为北伐的梦想做好准备。
1）重用“反清”派人物
在他即位后不久，就罢免了“亲清派”代表人物金自点（1588—1651），并将“反清派”的代表人物金尚宪（1570—1652）召回朝廷，打算予以重用。
金尚宪书法
在“丙子之役”中，坚持主战的金尚宪一度“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表达了与清朝“势不两立”的态度。在得知仁祖投降后，“（金尚宪）累日绝食，至是自缢，为子所救解，得不死，闻者莫不惊叹”。战事结束后，忧愤的金尚宪主动辞去官职，返回安东鹤驾山隐居。
不过，一直不问世事的金尚宪，在1639年底得知“朝鲜准备协助清朝讨伐明朝”的消息时，破例上疏“以示反对”，但并未得到仁祖的理睬。
更遗憾的是，年逾古稀的金尚宪，终究没能逃脱清廷的“清算”。1640年12月，他被押送到沈阳，开启了“被流放”的漂泊生活。直到1645年2月，在得到了清廷的“特赦”后，他才得以返回朝鲜。归国后，他一直隐居于杨州石室，并宣布不再过问政事。因此，在被任命为左议政后，他前后上疏32次“以示拒绝”。
电影《南汉山城》中的金尚宪
1649年仁祖逝世后，金尚宪特意赶到汉城“奔哭阙下”，引得朝鲜群臣无不泪目。有感于他的高风亮节，孝宗不仅“命内侍两人扶掖而入”，“命以肩舆出入禁中”，还特许他可以不使用清朝年号。另外，孝宗一度欲拜金尚宪为相，但因“六使诘责事件”未能成功。三年后，金尚宪逝世于杨州石室别墅，享年八十三岁。
金尚宪去世后久，被朝鲜追赠为“议政府领议政”，谥号“文正”，并获得了“配享孝宗宗庙”的厚遇。另外，朝鲜史官们也对他赞誉有加，“时烈倡义，奋不顾身，不书清国年号，终始以除仇为己任。虽经营未就，而昭揭民彝，扶持国脉，君子大其功。”
《南汉山城》剧照
2）扩充军队实力
1650年，孝宗任命李时昉为守御使，旨在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1651年，他任命李浣为御营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御营厅（守卫都城的禁卫军）的有生力量。截至1652年，御营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1000人，并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1653年，孝宗再任命李浣为训练大将，对训练都监（负责拱卫首都的中央军营）进行整顿和扩充。在整顿之前，训练都监麾下合计约5000人。在经过一年的整顿，部队已经扩充至7000余人。孝宗一度计划将队伍扩充到10000人，但因财政困难最终未能实现。
《南汉山城》中的朝鲜官兵
另外，孝宗还对直辖的禁军，进行了扩充和整编。他将原有的禁军三卫（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合并为“内三厅”，设左、右别将进行统一管理。与此同时，他将600余名禁军全部改编为骑兵，并计划将禁军扩充到1000人。
1653年，他将遭遇台风流落到济州岛的荷兰水手们编入禁军，并命令他们为朝鲜研制火器。在这些荷兰人的指导下，朝鲜于1656年研制出了新制鸟铳（可能是燧发枪）。另外，他们还在1658年组建了名为“别破阵”的炮兵部队，综合军力有了显著提升。
《南汉山城》中使用火器的朝鲜官兵
3）联合南明，意欲夹击清朝
在国内“磨刀霍霍”的同时，孝宗还对南明小朝廷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并一度准备派遣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拓展阅读：读书笔记：“外国老铁”是如何帮南明小朝廷续命的？）。
对于联络南明一事，时任侍讲院赞善的宋浚吉（1607—1673），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清朝如同三国时期的曹魏，根本不是“天下大统”；早已“为天所厌，实为难久之兆”的爱新觉罗家族，不是“帝室之胄”，真正的“正统”是南明“朱家后裔”（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为什么“大明衣冠”在朝鲜“如此吃香”？）。
对于双方的具体联络据点，宋浚吉认为济州岛最为合适，“凡汉船行商，而往来海外诸国者，多经过于此”。最后，他还对双方的合作做出了颇为感性的展望，“我朝君臣上下数十年痛迫冤郁之诚意，或可一朝而闻于天朝矣”。遗憾的是，因清朝使团到达朝鲜，这一“合作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同春堂宋浚吉牌位
1658年，孝宗最为倚重的能臣金堉（1580—1658）因病去世。因为对朝中其他重臣均不甚满意。因此他在同年9月，重新起用宋时烈（1607—1689）、宋浚吉（1607—1673）等士人入朝为官。其中，宋时烈被任命为吏曹判书，宋浚吉被任命为兵曹判书。
1659年3月，孝宗特意单独召见宋时烈，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北伐计划”。原因很简单，他认为在朝中大臣中，只有宋时烈“才是唯一值得共同商议北伐的人”。
宋时烈（1607—1689），朝鲜著名政治家和学者，主张尊崇明朝和排斥满清，提倡尊周义理论
孝宗认为，清朝的统治将会很快陷入崩溃。因为：
对于朝鲜北伐的可行性，孝宗给出了以下几个理由：
与此同时，孝宗还计划“十年之内，培养精锐鸟铳兵10万人”。一旦清朝爆发内乱，朝鲜马上出兵直抵山海关，南下进攻清朝（拓展阅读：读书笔记：韩国历史中的“狂妄”和“自卑”）。
清朝前期的八旗军，战斗力还是比较强悍的
但令孝宗感到“失望”的是，宋时烈自始至终都在重申“格、致、诚、正”和“养民足食”的重要性，与自己理念完全南辕北辙。因此，这场对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同年4月，孝宗的鬓角长了一块可怕的脓包，并在不久后蔓延脸部“不能开眼”，最终在5月去世。不久，世子李棩即位，即朝鲜显宗。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评价孝宗的“北伐论”？对此，韩国学者车文燮的认为，“孝宗是一位平生专念北伐、努力扩充军备的君主。但不仅国际局势没有好转，而且作为后盾的财政也亏空，所以，朝臣们主张现实的财政重建优先于军备，与孝宗意见不合，这种乖离现象不时出现，而北伐之意也未能实现”。
朝鲜所绘“天下总(揔)图”
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国势达到了新高度。此时的朝鲜君臣终于意识到，“北伐”已经成为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于是，他们将这种“反清复明”的理念，转化为带有“华夷之辩”色彩的“春秋大义”（拓展阅读：清军入关后，朝鲜人是如何评价中国的？）。
1697年，朝鲜各地爆发了大饥荒。对此，大司谏朴泰浮请求“移咨辽省，互市中江，以纸、皮革之类，贸易谷物，以救关西之饥”，但不少大臣一直心有疑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八路大饥，畿、湖尤甚，都内积尸如山”。事态严峻，朝鲜最终选择向“宗主国”清朝提出了支援请求。接到奏报后，清朝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朝鲜人充分的帮助与支持。
1699年康熙皇帝读书像（45岁）
不过，一些朝鲜官员不仅没有表达出感激之情，甚至还摆出了抵制的姿态。时任司宪府（纠察百官的部门）执义（相当于部门二把手）的郑澔（1648—1736），就强烈反对向清朝求援的举措：
“今日廷臣，则无复有以大义为重者，至有此乞怜之举。曾谓我国以礼义见称，而乃如斯乎？先朝辛亥之饥荒，振古所无，而其时廷臣，未有此议者，意盖有在，不如今日之专忘大义也。”
简单地说，他以孝宗为“楷模”，以《春秋》大义为重，主张“宁可饿死，也绝不食清朝之粟”，甚至痛斥朝鲜的求援举措是“乞怜之举”。
郑澔，朝鲜王朝中期大臣，老论派代表人物之一
总而言之，朝鲜尽管沦为了清朝的“藩属”，但上至君臣下至百姓，都有着强烈的“华夷之辩”的意识。换言之，他们不仅从内心深处瞧不起这个“蛮夷宗主”，还一直坚信“胡无百年之运”，清朝的统治不会维系太长时间。只不过，朝鲜君臣的研判，出现了“巨大巨大、超级超级”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