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随着“庚子国变”愈演愈烈，大清的首都北京已经被德国将军瓦德西率领的“八国联军”占领，这些外国侵略者仗着武力强大，在北京城内耀武扬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而此时，大清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却只能同丧家之犬一样一路西逃，这光景，已经从热河逃到了山西境内。
与我们想象的有所不同，慈禧太后一行人在逃跑途中，并没有出现沿路官员争相接待逢迎的热闹场面，与此相反，此时的慈禧和光绪是人困马乏，而且缺衣少食。
>乔致庸后人（乔致庸后人在世都有谁）
为了筹措银两，慈禧太后只能差遣随行的内阁大臣桂春出面，向山西省内的各大商贾借钱，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平日里卑躬屈膝的山西富商们此时竟无一人肯表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就在这时，山西大德通票号率先发声，不仅应承了朝廷拆借的10万两白银，还将慈禧和光绪一行接到府邸，全心全意地伺候，这让风烛残年的慈禧太后非常感动。
这个大德通的掌柜可不简单，2006年的爆款电视剧《乔家大院》也是以他为原型进行的创作，他就是清末著名的山西首富——乔致庸。
与市井小说里家徒四壁，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奇遇成就商界巨贾的传奇故事不同，乔致庸可以说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三代”。
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出生于山西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父母在他少年时就相继去世，无以为生的乔贵发只能和一个秦姓伙伴一道背井离乡，到内蒙包头讨生活。
那一段时期，由于连年兵祸和自然灾害，好多山西一带的老百姓都纷纷选择越过长城来到“口外”，也就是内蒙古地区闯荡，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走西口”。
在包头地界，乔贵发和伙伴从学徒杂工做起，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慢慢地拥有了自己的商号——广盛公，也就是后来乔家的祖业和根基“复盛公”的前身。
随着生意红红火火，人与人之间的境界和品性也就显现了出来，乔老爷子始终严以律己、勤俭持家，财富也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而秦姓的伙伴则骄奢淫逸，吃喝嫖赌无所不沾，家业也逐渐败光了。
最终，乔贵发自己买下了“复盛公”商号的全部股份，而“复盛公”也在他的精心打理下，成为了整个包头最大的商号，乔家的兴旺发达也是由此而兴。
乔致庸是乔贵发第三个儿子乔全美的次子，在他出生时，乔家已经发展为纵横山西、内蒙两地商界的大家族了。
由于父母早逝，他的大哥乔致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乔家这艘大船的掌舵人，而乔致庸最开始的理想则是从政当官，自小读书就很勤奋的他也逐步展现出在求学入仕方面的一些过人天赋。
但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就在大家都以为兄弟俩会“一人经商，一人从政”，成就一段佳话之时，大哥乔致广却突然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病入膏肓。
面对突然降临的厄运，乔家上下也是慌了神，因为一心扑在商号的经营上，乔致广当时还没有子嗣，诺大的家业无人继承，而振兴乔家，重整旗鼓的重任就自然落到了乔致庸的肩上。
其实，当时乔家上下对“弃政从商”的乔致庸并不是完全信任，毕竟，隔行如隔山，就连乔致庸对自己能否当好这个“乔家大掌柜”也并无绝对的信心。
然而，赶鸭子上架的乔致庸很快就让家人安了心，因为他所展现出来的商业天赋甚至比他的大哥乔致广还要强，而且他敢于壮士断腕的魄力也是世间少有。
早在清末的乔致庸，就已经懂得了“断臂求生”的道理。
接手家族企业不久，乔致庸就发现，乔家的商号看起来摊子铺得很大，但实则外强中干、难以为继，好多在外的分号其实都是处于年年亏损的状态。
因此，他果断提出了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将所有出现亏损的乔家商号全部兑出，所换得的银两一方面作为战略储备，另一方面直接分红，给总号和各盈利商号掌柜、伙计作干股，用于激励士气。
就现在而言，这种回收储备现金流和员工股权激励的做法，是好多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的通用商业经营手段，但放在清末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声惊雷”，甚至超前到有点“离经叛道”了。
然而事实证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乔致庸是对的，随着清政府的无能和社会局势的恶化，其他商号由于摊子铺得太大无法及时收回银两而损失惨重，而乔家因为超前谋划却安然无恙。
与此同时，乔致庸为各商号掌柜和伙计派发干股荣辱与共的做法更是收到了奇效，不仅短时间内极大调动了手下员工的工作热情，更是为他吸引到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
很快，乔家就在群雄割据的晋商群体中声名鹊起，一跃成为晋商之首，而乔致庸更是被山西百姓称为“亮财主”。
都说“富不过三代”，但乔家却在乔致庸这个“富三代”的手里走向了顶峰。
而后世提起乔致庸，最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与清廷慈禧太后以及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干重臣的传奇故事。
现如今，当我们走进已经成为国家“4A”级风景区的山西乔家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副铜板篆刻镶嵌的对联，上书“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这幅对联大有来头，它是晚清名臣李鸿章亲自撰写并赠与乔致庸的，而关于李鸿章赠联，则还有一段佳话。
原来，李鸿章在牵头开展“洋务运动”之初，就一直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创建一支大清自己的强大水师。
然而，由于“洋务运动”伊始资金匮乏，李鸿章的宏愿迟迟未能实现，于是，他就想到了向各地富商巨贾借钱的法子，而身为晋商巨擘的乔致庸自然在列。
乔致庸听说是为国效力，直接一出手就豪掷白银10万两，帮助李鸿章直接在德国买下了一整艘先进的军舰，自此也得到了李鸿章极大的好感和认可，这才有了总理大臣亲赠对联的佳话。
而乔致庸对清政府的支持还远不止于此，就连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曾受过他的“恩惠”。
正如文章开头所述，乔致庸和他手下的得力干将贾继英，在慈禧和光绪狼狈出逃山西之时慷慨解囊，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还把自己大德通票号总号腾出来给慈禧太后做了行宫。
这一行为让当时颇为落魄的慈禧大为感动，而在慈禧问到该如何赏赐乔家时，乔致庸更是给出了“教科书式”的回答，他并没有要求高官厚禄，也没有要求慈禧的分毫赏赐，而只求了“四个字”。
正是他这种独到的政治眼光和恰当的谦卑态度成功打动了慈禧，乔家在得到慈禧御赐“福种琅嬛”牌匾的同时，还收到了一份意外之喜。
对乔致庸颇为器重的慈禧太后直接将“庚子赔款”本息将近10亿两白银以及清廷各省缴纳的税款，全部交给了乔家大德通票号来管理运营，而且直接解除了山西票号“公款汇兑”的禁令。
可以说，举目放眼整个清朝历史，能得此殊荣的也仅乔致庸一例，而乔家也借此一时风头无两。
而更为难得的是，由于经手和掌管了“庚子赔款”，出于利益考虑，无论是地方豪强还是西方列强，都对乔家照顾有加，基本没有找过什么麻烦，设过什么障碍。
这也让乔家躲过了清末的兵荒马乱以及列强的巧取豪夺，在波云诡谲的局势中能够屹立不倒。
可能有人要说，乔致庸很会“投机”，是发“政治财”的老手，而面对慈禧太后更是善于“投其所好”，苦心孤诣。
但熟悉历史的人都了解，乔致庸身为一代巨商，趋利避害自然是其所长，而且，其在慈禧落难逃亡，别人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时候敢于伸出援手，这本身就是其智慧、眼光和魄力的表现。
而比之于个人的智慧，乔致庸“先天下之忧而忧”“国之不存，家将焉附”的大格局和大情怀更是能让他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他的家国情怀，在资助左宗棠入疆作战一事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众所周知，清朝末年，国家积贫积弱，西方各国列强更是乘虚而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而这一时期吏治腐败、毫无斗志的清军在对外作战中则是败多胜少。
而在这为数不多的“胜绩”中，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便是少有的全胜之战。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面对英国和沙俄对我国新疆地区的侵犯和蚕食，懦弱的清廷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粮和军队来应对，即使是作为晚晴名将的左宗棠，在入疆作战时也是捉襟见肘。
而支撑左宗棠在新疆的战事中坚持下来并最终成功保土护疆的有两个熟悉的名字，一个叫胡雪岩，另一个就是乔致庸。
平定新疆后，左宗棠还专程前往山西“乔家大院”拜会乔致庸，并亲切地称其为“亮大哥”，要知道，这种“官拜商”的礼遇在一贯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是十分罕见的。
可以说，比之于另一名晚清巨富胡雪岩“红顶商人”“政商合一”的名誉，乔致庸则更加低调务实，也正是这种性格，同时影响和浸润了家人，造就了乔家这个大族持久的繁荣和稳定。
俗话说，创业致富易，持家守成难。美国著名的华裔富商王安在微型电脑和互联网行业方兴未艾之时曾经力压微软和苹果，构筑了当时销量冠绝全美的商业帝国。
然而，王安年老后，却作出了将其全部产业传给毫无商业头脑和从商经验的儿子的错误决定，结果短短几年内王安电脑公司就从行业巨头沦落至解散破产的境地。
可以说“富不过三代”的中国古谚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能够逃脱这个魔咒的富商家庭屈指可数。
而乔致庸所在的乔家却突破了这个魔咒，时至今日，乔家人虽然不如当初富甲一方、锦衣玉食，但在各个行业也有颇多“翘楚”，究其原因，还是乔家自上而下的良好家风传承。
早在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致富起家之时，就特别重视妻儿和亲戚的管束，到了乔致庸这一代，更是提出了“3条家规”作为全家族严格恪守的“座右铭”。
这第一条家规就是“六不准”，简单说，就是吸毒、纳妾、虐仆、赌博、冶游、酗酒这“六毒”一个也不能碰。
就拿“不纳妾”这一条来讲，按理说在封建社会地主老财通常都是妻妾成群，并以此为荣，但到了乔家，上至家主乔致庸，下至子嗣亲族，都一律不许。
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乔致庸一生可是一共娶了六次亲的，是不是犯了家规呢？
其实不然，乔致庸一生虽然娶了六位妻子，但说来也怪，乔致庸的前五任妻子都比较短命，有的过门没几年就或病或死了。
因此，虽然不是从一而终，但乔致庸都是“续弦”而非“纳妾”，也就不算破坏了家规。
而乔致庸制定的第二条家规则很简单：守信。
对一个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来说，“守信”这两个字看似简单，但实践起来则很难，但这么多年来，乔家人还是做到了，而且“守信”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标志和象征。
第三条家规则更为朴实：勤俭节约。
在乔家，这可不是一句空话，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幕后顾问，乔家第七代传人之一的乔燕和就曾多次公开表示：
乔家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被长辈反复教育祖爷爷乔致庸留下的家训，而且一旦发现自己浪费了粮食，真的会被大人严厉的惩罚。
可见乔家对勤俭节约的重视和恪守，这也许能用来解释乔家能够历经九代而不倒的原因。
而与对家规的严守相对应，乔致庸对继承人的选择也是非常的慎重。
乔致庸晚年，他最为看重并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三子乔景俨因病先他而去，而剩下的五个儿子虽然人品都很中正，但都不是经商的料。
于是乔致庸直接选择将自己和家族的重担交给了长孙乔映霞，而乔映霞也不负众望，就像当初乔致庸年少扛起重任一样，他同样扛起了整个家族，并使乔家的产业在他手里保持了稳定。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和他的爷爷一样，既有格局情怀，还非常讲求诚信。
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频，民不聊生，可以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最为遭罪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就连乔家的大德通票号也难以幸免。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乔映霞不得不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因此少不了被揩油和截胡，最严重的一次，军阀冯玉祥一次就从大德通“借”走了150万银元和500多万石粮食，导致乔家伤了元气。
而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阎锡山的军队由于打了败仗，导致其在山西发行的晋钞飞速贬值，最后25元面值的晋钞甚至连1块钱的新币都换不了。
而作为当时山西最大票号的大德通，可以说掌握着无数山西百姓的生死。
有人曾向乔映霞建议，直接用晋钞兑换存款，乔家伤的元气便可恢复，但恪守乔致庸祖训和家规的乔映霞并未同意，而是选择按照新币正常对付。
这一义举很快传开，就连阎锡山都对乔映霞的诚信赞赏有加，乔映霞也因此得到了“成义财主”的称号，但代价也是惨重的，乔家在此次兑付中损失惨重，从此再没缓过来。
但乔映霞却从不后悔，在跟家人的交谈中他也多次表示，自己没有辜负爷爷乔致庸的希冀，在面临考验的关键时刻牢牢守住了乔家的“三条家训”，没给乔致庸丢脸。
建国后，乔家第五代、第六代人在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公私合营、国有化改制等政策上也是鼎力支持，带头落实，无私地将包头、山西的祖产和祖业交给了国家经营，体现了很强的大局观念。
时至今日，乔家人从乔贵发白手起家，到乔致庸时富甲天下，再到建国后逐渐归于平凡，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品德和家风，乔家历代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作奸犯科的异类。
这里面，乔致庸为乔家人量身定制的“三条家规”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乔致庸和乔家人的故事和美名也一定会持久的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