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统治史，共诞生了16位性格迥异的皇帝，各有各的“奇葩”之处。他们之中有在篡权夺位之后励精图治、继往开来的明成祖朱棣。也有十岁登基，在张居的辅佐之下铸就“万历中兴”局面的万历皇帝，然而最终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二十余年都不理朝政，可谓是极与极的转变。
>崇祯元年是哪一年（崇祯元年是公元多少年）
明代皇帝里个性鲜明者为众，其中多数都在史书上留有浓墨重彩的印记。而作为其中苦心孤诣十七载，万事主张亲力亲为的崇祯帝，却不能像先祖那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反而断送了大明王朝近三百年国运，最终只能选择上吊自杀。
十七岁少年时便已登基的崇祯帝朱由检，在上位之初也是锐意进取，意欲重振大明王朝，因此改年号为“崇祯”。
一上台，就面临奸佞当道的难题，宦官魏忠贤早已破坏朝纲大行其道数年。而崇祯帝手腕坚硬如铁，以雷霆之势扫除魏忠贤之流，最终排除万难剜除这颗吸血的毒瘤。
在清理朝堂之后，崇祯皇帝依然兢兢业业，每日按时上朝问政，没有一天落下。就是这样尽职尽责，让当时的大明王朝几乎焕然一新，所有人都期盼着重现往日大明繁盛之势。
而十七年之后，所有的辛苦付出都顷数灰飞烟灭，如果仔细分析明朝后期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得出原因。
崇祯帝所经历的明代末期，由于天灾所造成的粮食缺乏等问题，使得各地此起彼伏不断涌起灾民造反事件。从崇祯元年就开始的农民起义使得崇祯帝不得不一上台就面临动荡的社会态势，致使民众根基极不稳定。面对直到国家灭亡都没有停止过的农民起义事件，崇祯帝左右为难。
自正德皇帝以来，得益于前几位皇帝开疆扩土，繁荣政治经济而积攒下来的丰厚家底，明朝进入了为期一百多年的懒政时期，这期间得坐吃山空使得明朝财政连年赤字。而“万历三大征”和为了抵御后金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战争，更加使得国库空虚。可怜崇祯皇帝一上台就要面临孤立无援，无以为继的境地。
内有流民作乱，外有满清嚣张，崇祯皇帝做出的下下策，就是向普通民众加征“剿饷”、“辽饷”等一系列税目。生活本就难以维系，而税收却越来越多，这就导致普通民众不断加入到了“土匪”的队伍。因此，皇帝越是要平复内乱，这内乱就越是强大，这样的恶性循环就因此下策而越加无解。
起义军的形势一片大好，朝堂之上却是愁云惨淡。崇祯皇帝面对难以控制的起义军形势时常大发雷霆。面对崇祯元年就开始的陕西叛乱，先是派遣杨鹤前去招安。最开始顺风顺水，大多数起义军都接受了招抚，然而不久之后，暴乱又起，杨鹤不得已只能回京。
而这支自陕西而起的叛军部队，不久之后又受到洪承畴的镇压，活下来的大多数逃窜至山西。而早已在派系纷争中练就一身推诿扯皮，欺上瞒下本领的山西官员，面对蜂拥而至的叛军，并没有丝毫作为。在呈递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无一不是在夸赞一片阴云中的“国泰民安”。
除此之外，就是在奏折的结尾向崇祯皇帝告状，指出是陕西官员无所作为，不能剿除叛民，反而将麻烦扔给了山西。更令人笑掉大牙的是，山西官员还试图将流寇赶回陕西，以免任职之地再受叛军骚扰，全然不提如何处理叛军。
这样的形势之下，上无人担当大任，下无人忧国忧民，明朝的流寇祸事接连不断，整个朝堂再毋宁日。
除了朝堂之下的流民作乱，朝堂之上的党派纷争也愈演愈烈。因万历皇帝长达二十余年的不理朝政，使得明代形成了以地域区划为代表的党系纷争。此时，无人真正关心国家大事，所有官员都沉迷于权力之争，如何获取更大的私人利益，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日思夜想。
正是因为醉心于派系纷争，毕生致力于抗击清军的名将卢象升在巨鹿战场被清军包围，最终因为高起潜的拥兵不救，最终弹尽粮绝，年仅三十九岁而惨死疆场。
再往后的派系之争使得明朝朝堂人才尽失，致使明代最后一次可以挽救命运的机会最终消失。这件事也最终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近三百年历史的终结。
崇祯十六年，陕西总督孙传庭率军进入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事实上，作为国力式微的明王朝，此时最优的做法是集合一切兵力固守陕西潼关一带，但是迫于皇帝的急切施压，孙传庭不得不进入河南与李自成部队决战。
首战大捷，却丝毫没有为此时早已飘零凋落的明王朝注入一剂强心针，此时朝堂之中仍然没有齐心协力，还是处于一盘散沙对彼此毫无助力的状态。因此，在胜仗过后不久，在河南的陕西军队很快就因缺少补给只能退守回陕西筹备军粮，留下河南军队首领陈永福暂且坐阵。
但却因为明军内部的猜忌，河南军队认为陕西军队是为了临阵脱逃，因此也立刻撂挑子不愿意上场作战，最终被李自成将了一军。长期软弱无能的明军早已溃不成军，当下四散逃离，最终不仅丢了河南，连陕西潼关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也未能守住。
得到消息的一代忠臣孙传庭，孤军奋战直到牺牲，也未能保住潼关。自此，大明王朝的历史最终开始销声匿迹。而这位将一生奉献给明王朝的伟将，直到最后都被崇祯帝误以为投敌，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被正名。
不可否认，一心为公的崇祯皇帝的确有着重振大明的雄心壮志，也事必躬亲，万事亲力亲为，但是其自身难以改变的性格缺陷也使得自己走上绝路，也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最终消亡。回顾崇祯皇帝的上位历史，就会发现崇祯皇帝实际上并不是指定的皇位继承人。
若不是因为某些意外事件，崇祯也不会走上这条断头路。崇祯帝的父亲朱常洛，也就是泰昌皇帝并不是万历皇帝眼中合适的皇帝人选，因此万历皇帝与儿子的关系也并不融洽，连带着对崇祯皇帝也并不上心。
泰昌皇帝继位后一个月，便驾崩离世，随即崇祯的哥哥作为太子继位，崇祯在此时从未作为继位者被对待过，因此也未能受过帝王教育。
在天启临终前，才将崇祯定为继承者。所以作为当时机缘巧合上位的崇祯，很希望在一上位就能推陈出新，一改往日大明王朝腐朽的状态。
登基不久之后，崇祯就立刻剜除魏忠贤之流，虽然看上去十分有震慑力，但其实不然。这一举动打破了大明朝廷内在的微妙平衡，以往有不同势力的制衡，使得各家都能拿出一些真本领来赢得皇帝的信任。
但此时，因为魏氏之流的倒台，最终使得另一党派东林派系成了山中唯一的大老虎。哪怕最后崇祯琢磨过来，重新启用宦官之流，企图挟制东林党时，也为时晚矣。崇祯本人的性格也极大的阻碍了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用人体系。他本人好大喜功，也极其注重面子，出现问题时也不能有所担当，而是把问题推给朝臣，一有不喜，便会大发雷霆。
崇祯此人不注重人才，反而常常卸磨杀驴。曾经在他的授意下去与清廷议和的陈新甲，就因此不得不为崇祯帝的面子买单，最终被处死。
当时议和消息不慎走漏，全国上下反对者众，崇祯的面子因此挂不住，就表示所有的议和主意都来自于陈新甲，因此陈新甲就不得不成了替死鬼。这样的事情多了，朝臣自然就有了抵触情绪不愿卖命了。
历史上的崇祯帝给人的印象总是带有悲剧色彩，但实际上回顾历史，有些细节又仿佛注定了悲剧的发生。不可否认，崇祯上位时，面对的是一个岌岌可危，满目疮痍的国家。
他虽然勤于政务，但是在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点上却没有决定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因为自己的人格缺陷致使了许多因权利而造成的悲剧，也最终因此买单走上了断头路。
任何一位领导者，如果不能任人唯贤，而是任由派系纷争终将会导致权力的倾覆。或者说，是明朝所有不作为皇帝的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了大明的亡国。
面对内有叛军，外有清兵的情况下，崇祯不能立刻决断，也不能站在大局之上绝对高下，又以一己之力使得能将奇才众叛亲离，从这时起，其实就注定了国破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