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显斌/文吴家良/编辑
编者按：茶语无量今日头条号将陆续推送书写南诏及大理王朝五百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共二十六篇：一、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二、南诏初起，历史古道的屐痕；三、绝地反击，铁血英雄的柔情；四、归附大唐，柳暗花明的旅途；五、携手中兴，烽火绽放的烟花；六、权臣崛起，是非功过的书写；七、烽火西南，无尽征战的内伤；八、斜阳哀歌，王朝消失的血色；九、郑赵杨氏，兴盛大理的前奏；十、高歌马上，铁血深处的佛心；十一、负重独行，大理太宗的难隐；十二、翰墨深处，灵魂皈依的故园；十三、文治之曲，洱海月夜的奏唱；十四、禅位之谜，帝王袈裟的梵唱；十五、烽烟鼙鼓，智高事件的桥梁；十六、回光返照，段氏皇权的牧歌；十七、权臣夺位，前理历史的帷幕；十八、故国重启，佛性权利的言欢；十九、中兴之君，大理江湖段和誉；二十、归附宋朝，马蹄声声草木春；二十一、功成身退，紫溪深山归去来；二十二、刀光剑影，权利交锋的国相；二十三、佛寺千山，处处塔影民膏尽；二十四、五凤楼前，一声呛血的悲叹；二十五、铁血慷慨，滇东部落的背影；二十六、孤帆远影，余音袅袅的王朝。全部推送完毕，谢谢大家关注！
唐朝之后，中原一直处于藩镇割据，处于四分五裂的战伐中，以至于诗人描写，“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即使到了北宋，中原王朝也从未华夏一统，九州合一。这样的分裂，从唐末开始，到元朝灭宋结束，持续了近四百年。
>斩将搴旗的意思（斩将搴旗的拼音）
在这一段时间里，烽烟时时燃起，血色时时蔓延，百姓朝不保夕，甚至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到了宋朝，战争减少，人们走向和平。
宋朝立国，文治为主，不同于唐朝文治武功并重。因此，宋朝三百年，国防力量疲弱，对外征战不足。可是，经济发展，却是突飞猛进的。其文化与经济成正比，也迅速提高，宋词唐诗，双峰对峙。宋朝苏黄米蔡的书法，各呈体势，和唐代书法相比，亦不相上下。宋朝文化，流布各国，深入各阶层。即如科举而言，宋朝有，而且因为科举，文人辈出，大师如昨夜星辰，熠熠生辉。大辽也有科举，亦重文化人；西夏更不用说。金朝灭辽、灭北宋，科举却继承下来了，文化继承了下来，有的君主甚至翰墨飞扬，竟也是高级文人。譬如金主完颜亮，“学奕、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诗词俱佳，尤其“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有慷慨之气，大风之韵，被江南士人击节称赞道：“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
大理也是如此，也进行着科举，从中选取官员。
地域上，宋朝没有一统华夏。但是，文化上，宋朝绝对已经统一天下，混一乾坤了。
文化的向心力，促使着这片土地，从战乱走向和平，从分裂走向一统。这个一统，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都有可能去完成，都有责任去完成的。最终，这个任务落在了新兴的蒙古人的身上。具体地说，消灭大理和南宋，则是忽必烈完成的。具体执行者，是兀良哈台和他的儿子阿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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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征战，经过艰难的攻伐，兀良哈台最终抚平滇东三十七部，结束了对大理的进攻。当然，中间少不了杀戮，少不了铁血，少不了烽烟处处。战争，永远都离不开这些，离不开刀剑，还有箭镞的。只有和平，才能远离刀剑，远离哭声，还有死亡。到了宝佑五年，也就是公元1257年，距离大理国灭亡已经过去四年了，兀良哈台才“以云南平，献捷于元宪宗；且请依汉故事，以西南夷悉为郡县”，就是将大理一带，归为蒙古的郡县，派遣官员，进行管理。至此，分开三百多年的大理，最终得以回归。
至于后面的战事，则零零落落，星星点点的，还进行了两三年，只是其规模已不再如过去那么大了，其惨烈也不再如过去那般狠了。
在这场蒙古军进军大理的战争中，宋朝君臣待在江南青瓷世界里，看着远方烽火硝烟，看着远处攻守战伐，指指点点，坐而论道，很少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他们做得最多的，也就是派出间谍，到大理去探听一下消息，侦听一下大理各部征战情况。其中，从文字记载可见，派去最多的人，不是当年出使大理的谢济，就是后来的韩鈇行，“况岭、蜀皆与大理接境地之相去奚啻六千里，谢济自邕往六十程，韩鈇行自蜀往四十程”，其中谢济从邕州出发，韩鈇行是从蜀地出发，打探消息的。
可是，南宋自始至终就是不派一兵一卒去支援。
我想，在最为危机的时刻，大理可能派人去求救了，自杞也派出使者去求救了。可是，南宋朝廷，一直不见动静。
这，是南宋最大的战略失误，是谋国者的短视。
他们之所以不出兵，都有着一种担心，害怕一旦派兵，引起蒙古士兵的愤怒，马上马头一转，不再进攻大理了，而集中精力，万骑并发，马蹄杂沓，来进攻自己。这是迂腐之见，是无知之见，蒙古攻宋，是迟早的事情，也是必然的事情。宋军支援大理，蒙古会攻宋；南宋不支援大理，蒙古照样会攻宋。
宋朝当时如果派一支精兵，择一名将率领，从邕州进入自杞，支援大理军队，一则，可以振奋大理军民的士气；再则，也许可能大败蒙古军，扭转不利战局。
可是，宋朝一直没有。
等到大理灭亡，李曾伯才突然醒悟，觉得不应坐等，应当派出一支军队，出其不意，进入大理，和大理军民一块儿作战。他“愤虏患之凭陵，虑斡腹之侵食”，所选的将军，是当时的骁将俞兴，让带着三千精锐，从黎州度过大渡河，然后长途偷袭，直取羊苴咩城。说实话，这个方法，并不可取。因为三千人的兵力太少，进入大理，和剽悍的蒙古军决战，简直如羊入虎口，不值一扫。其次，三千人千里奔袭，指向羊苴咩城，如此距离，如此险关重重，能成功吗？成功的系数很小。另外，即使这三千人到了羊苴咩城，就能攻下此城吗？也不一定。最后，即使这些人能侥幸攻下羊苴咩城，战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能守得住这座城吗？更是未知之数。
他如有这个策略，早在段兴智还未败的时候，就应当行动。此时段兴智已经被俘，大理军队已经失败，他才想出来这招，套用时下一句话，黄花菜都凉了。
当然，当时也并非毫无转机，毫无翻牌的机会。
当时的机会，不再在蜀地，而是在邕州。
那时，滇东三十七部，尤其是自杞，还在和蒙古士兵作战，游击出击，时时发生，战火硝烟，时时点燃。蒙古大军，陷入其中，头疼不已。此时，如果宋朝派出一支大军，从邕州出发，配合滇东三十七部，也很有可能能会取得意料不到的战果，改写历史局面的。
可是，宋人仍然没有，仍然坐在山水楼台间，在歌儿舞女的红牙檀板声中，听着“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的歌词，品着茶，望着窗外绿水长天，享受着最后的典雅文静生活。
即使是李曾伯的那个出兵想法，平心而论，也是带着很大的侥幸心理的，他可能这样想，成功了，固然好；失败了，也就损失三千人，没什么要紧的。
可是，就是这样侥幸的出兵设想，也没能变成现实。因为，消息传出去后，就马上如捅了马蜂窝一般，嗡的一声，引来南宋臣民的一致反对。尤其蜀地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更是一片哗然，坚决反对，其中一个名阳枋的人，立即上奏皇帝，其中的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一种极为普遍的思想：“彼或借助，无以应之，实生戎心；而劲敌又得以为辞，后户自今其可忧矣。”这里的彼，是指大理残部，劲敌是指蒙古军，后户当然指的是四川，为南宋后方战略基地。阳枋说，千万别这样做，这样的话，我军出战，战斗力一旦被大理残部了解了，他们就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我打不赢蒙古人，难道还打不过宋军吗？这样，就会挥军南宋，为自己打下一片托身之地。至于蒙古军队呢，又能以这为借口，再次集中精力，猛攻蜀地，蜀地就更加危险了。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一个个都站出来，攘袖反对。
宋朝皇帝一听，也就点头答应了。
李曾伯的这次出兵，就这样的还没有付诸行动，就已经胎死腹中。
说实话，他的那种偷袭，从走漏消息的快速程度可见，是难以达到偷袭效果的。估计这儿还未出兵，那边的蒙古军早就得到消息，已经张网以待，等君入瓮了。
南宋君臣在朝堂等待着，又惊慌着，害怕着，那种惊怕的程度，简直可以说是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大家找不到发泄的对象，有的官员竟然溅着唾沫星子，将战事蔓延到边界的原因，归为边疆大吏，不该派出间谍，去联系滇东三十七部。有人批评派出的间谍，“鞭长元自不及马腹，况?折箠短，涎不满壳，而欲化被远徼”，他们认为，鞭长莫及，光凭语言想去说服滇东三十七部，怎么可能？这个观点还能理解，就是说语言不起作用，得凭势力说话。那，你就奏请皇帝，赶快派去大军，支援三十七部啊。
他们没有，他们认为，这些间谍，简直就是南宋的灾星。
尤其1256年，兀良哈台接受蒙哥汗的命令，带着麾下健儿，北上夹击南宋四川州县，取道乌蒙，经陆路进军攻破石门关，经叙州﹑重庆，到合州，与四川蒙古军会师后，完成战略任务，再次打马回到云南。
南宋朝臣们惊慌之后，纷纷上奏，说这都是因为那些间谍去了云南，一路千山走遍，让蒙古军知道了路径，所以才踏着他们的脚印，一路攻打而来的。那样子，好像蒙古人是瞎子，根本看不清路一样。他们也不想想，蒙古人一路横扫欧亚，是谁带的路啊？马蹄下就是大道啊，这是蒙古人的谚语。李曾伯知道大臣们的上奏后，吓得不轻，忙上了一道奏章，为自己派遣间谍的事辩护道：“如大理一路，则去年屡令俞兴、桑愈遣间体探，小云南以往，今皆为鞑人降附地分，路不复通。兀郎（兀良合台）之入蜀，人犹有归咎，谓踏开蹊径者，纵若再遣，恐亦难达。要不过结约诸蛮，俾之觇彼动息，为我捍蔽。”大理这些地方，已经被蒙古人占领，派出间谍，难以到达。有大臣归咎，认为此次蒙古进军，都是因为间谍们踏出了路径，让他们随后跟进的，以后，我们还是别派出间谍了，还是和滇东诸部联系，使得他们为我们侦探消息，为我们遮挡蒙古人吧。
由此可见，南宋朝廷大臣昏庸糊涂，胆小可笑，已到极致。
同样的，边界大员怕担责任，怕受责罚，也可见一斑。
李曾伯在宋末官员中，被人称誉一时，尚且如此怕担责任，其他官员更是可想而知。
宋朝，坐失从邕州出兵的机会。
这次，宋军如果积极主动进攻，还可能有一样意外收获。蒙古军在打败大理军，俘虏段兴智后，并未将之带走，仍安置在大理。这样，宋军出征云南，联系自杞，还有滇东各部，如能解救出段兴智，凭借其号召力，仍可一呼百应，组织起强大的反抗力量的。毕竟，如史书所言，“按自后唐以迄南宋，中国相寻于干戈，独云南一隅享太平者三百余载，其恩泽及人，亦远矣”。段氏在三百年的国君生涯中，除了个别国君生活奢侈外，是没有什么大的错误的。因此，他们在民间的口碑还是不错的。这，就是元朝后来一直重用段家的子弟，让其主管云南政事的原因。
蒙古军队看清了段智兴的作用。南宋君臣，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
棋高一筹，胜算在握。蒙古君臣的眼界，远高于南宋的了。
2
段兴智被俘后，被带到兀良哈台面前，兀良哈台急忙将其绳索解开，请其上座，当做上宾接待。这点，毫无疑问是忽必烈的建议。忽必烈是蒙哥汗的弟弟，被赐封为皇太弟，是很有发言权的，蒙哥“诏漠南、汉地军国之事，悉听帝裁决，开府于金莲川得专封拜”，忽必烈此时权利很大，主管一方，而且有单独给蒙哥上密奏的权利。对于他的为人，史家称赞：“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
这话，不是拍马屁，是真的。
任用段兴智，就是明显的一例，体现了其恢弘大度的一面。
忽必烈在宝佑二年，也就是1254年，骑马挥手而去，作别大理，一路风尘，去了蒙古首都和林。后来，兀良哈台活捉了段兴智，送往和林的时候。蒙古大汗很大度，竟然一挥手，也没有让他献俘。这在古代，是亘古未有之奇。古代，凡是灭掉一国，国君一定要绑上，带回京城，举行献俘大礼。献俘时，被俘国君得袒露上衣，双手被绑，嘴里衔着绳子，后面着人抬着棺材，跪着前行，来到胜利者面前。胜利者解开绳子，赐对方穿衣，再赦免对方，才算完成这道仪式。在古代，献俘是盛世的一种象征。
蒙哥汗免除这道仪式，可能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蒙古草创，来自草原，还没有学会中原的那一套羞辱被俘君主的办法，没有学会那套践踏他人尊严的事，因此，就少了这个环节。
第二个，就是忽必烈故意给段兴智的面子，保住了他的尊严。因为，当时忽必烈属下，已经有了很多中原的文化人，“世祖独崇儒向学，召姚枢、许衡、窦默等敷陈仁义道德之说，岂非所谓书生之虚论者哉”。这些读书人，个个满腹经纶，治国安邦之策，眨眼即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献俘的事情，不可能不告诉忽必烈。
忽必烈却没有这样做，此举实在是大度至极。
既然蒙古大汗的一系列献俘程序免掉了，毫无疑问，段兴智就是客人，就以客人的礼节，一路送向和林。这次，段兴智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还带着自己的弟弟，千里迢迢，到了和林，“献云南地图”。后来，有史家说，他这样做，是给蒙古军队指明路线，以便于蒙古军队攻打滇东三十七部。这种说法，是不合乎历史的。历史上，亡国之君献上地图，等于承认归附对方，等于献上自己的土地，这不是什么出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在拜见蒙哥汗后，段兴智还详谈了“治民立赋之法”，这也是必须的，自己怎么治理大理的，以便于蒙古人取经，从中汲取经验。
蒙哥汗对段兴智的做法十分满意，“嘉纳之”。
为了表示对段兴智的信任，以及对他的重视，蒙哥汗没有如过去君主那样，将投降的对手扣押在身边，时时监视着，而是很大度地一挥手，让他再次回到大理，“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兴智同安辑焉”，蒙哥汗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一个官员，名叫刘时中的，做为当地大员，而段兴智则是实际主管者，执掌着云南的大权。这样，毫无疑问，为蒙古权利的过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段兴智一直在大理担任着职务，兢兢业业，从未懈怠。
六年后，忽必烈登基，迎来华夏的新纪元。此后，历史纪元，已经不再以南宋为正统，而是以大元为正统，称为中统元年。“中统”二字，可见忽必烈志在统一华夏混合九州的志向。他登基的地方，不再是蒙古都城和林，而是在燕京，并将之改名大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登基诏书中，他开始就明明白白地道：“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未洽，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入。”这不长的几句话里透露出消息，大元武功无匹，刀光过去，天下颤栗，但是文治不足，教化之功，不足以润泽人心，不足以深入人心。而且，他在诏书里，还批评了哥哥蒙哥汗，不重视圣人之书，不重视儒生之用。从中吐露，他将开展儒家文治，治理国家和万民。
至元八年，即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国名完全取自中原文化，取自竹青汉简。
一个新的王朝，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华夏历史舞台，走进华夏文明之中。
做为臣子，段兴智得知消息，当然要来大都，表示祝贺，“兴智率其季弟段信苴福北行，朝于世祖，道卒”，段兴智是在来朝见的路上突然病死的。
对于段兴智做人做事，忽必烈一直是十分满意的。这个大理国的国君，在国家灭亡后，能够为一统天下，如此认真谨慎，他还能说什么呢？在百忙中，他派出使者，千里迢迢，专门带着自己草拟的诏书，来到大理宣读。诏书道：“段氏承八姓正位，归有新统，既顺天时以向义，犹得国王以栖迟，实国家待远方之仁，由贤王能左右之义。受命以来，朝夕愓励。赖尔维勤，用征不廷，正当共享亨嘉之运，胡意遽罹霜露之灾，呜呼！当朕未集大统，乃为叔季之国。兹旣承景运，合正君臣之称，参录不替于子孙，诏禄宜昭于典册，特遣太常省祭，赠为后理国向义天定贤王段公，尚赖神麻，永保祚土。所赠王爵，后不为例。”诏书开始，回顾段兴智为后理第八位君主，能够顺应大势，顺应潮流，带着国民，归附大元，实在是识时务之人。自从归附大元后，段兴智更是认真履行职责，治理一方百姓，使得大理平安无事，万民平安。接着，忽必烈很动感情地道，过去，我们是兄弟之邦，现在天下一统，我们成为君臣，本来应当在一起，安享太平之福，谁知你却死了呢？最后，大元皇帝追封段兴智为向义天定贤王。而且叮嘱其后代，这个王爵，只属于段兴智的，以后的段氏子孙，不可能再有王爵之封了。
段兴智死了，大理最后一个国君，走向了历史。
整个大理国，从段思平算起，到段兴智，“共二十二主”，经历三百三十多年。
段兴智这个人，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当了两年国君，没有一点过失，没有一点儿权利，但是，却要承受亡国之君的称号，承受亡国带来的屈辱，这点对他是很不公的。在大理所有君主中，经历了鼙鼓硝烟的君主，只有三位，就是段思平、段思良，还有他。前二位是开国的，带着一种荣耀，带着一种睥睨一切的豪气和勇气。而他，从没有享受国君带来的荣耀，享受权利给予的荣光，最终，却要在刀光剑影的厮杀里，接受身为俘囚的痛苦。
在二十二个国君中，他是最为不幸的，最为悲哀的。
他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在高泰祥执政期间，他和自己的祖先一样，默默的，当着一个傀儡，很是柔顺，很是淡然，和其他国君无什么两样。如果就此下去，他很可能最终也会老来禅位出家，做一个和尚，木鱼佛经，终老寺庙。可是，战争，将一切改变。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他走出宫廷，骑上战马，竟然显现出不同一般的刚性。宫内的生活，木偶的帝位，佛界的净白，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血性，他参加了羊苴咩城城保卫战，参加了鄯阐保卫战，在烽火硝烟中，凸显出了他的价值，他的骨气，这也是后来蒙古人敬重他的原因，重用他的理由。而且，他有着一定的政治治理才能，有着一定的政治手段，投降元朝后的七八年中，他将大理治理得很不错，这点，是受到蒙哥汗和元世祖的高度赞扬的。
因为他，段家从此在大理一直处于总管地位，相当于云南一省的统帅。
这，是他凭借自己的治绩挣得的。
今天，再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应对他苛求太多，一个宫里走出来的人，一个受着权臣掌控的人，能够为了一片土地，背负着无尽的责任和屈辱，我们还能苛责他什么呢？还能要求他做些什么呢？再要有什么指责，也就太缺乏恕道了，太求全责备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换位思考，不会设身处地地去考虑事情，因此，对历史人物要求太严苛了；对古代的英雄人物也总缺乏着一种应有的尊敬，这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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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段兴智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中统二年，即1261年，忽必烈再次下旨，“勅授王之弟信苴日则段实，总管守大理”，书中名称，很多相连，不好理解。段兴智的这个弟弟，名叫段实，又叫段信苴日，当年就曾陪着段兴智去和林拜见蒙哥汗。在段兴智去大都时，也是他陪着的。由此可见，他很得段兴智的信任。元世祖在圣旨里，再次回顾自己当年革囊渡江的壮举，以及大理国君的归顺，高度赞扬段家自从归顺后，忠诚认真，做事谨慎，堪为表率，最后道：“锡以虎符，总理大理、鄯阐、威楚、统矢、会川、建昌、腾越诸郡，抚卹已附之民，招集未降之国，卿其勉之。”这道圣旨，给予段家的权利很大，几乎如当年大理国君的权利。只是，那时的国君是傀儡，现在的权利却是真实的，是有虎符为凭。
从此，确定了段氏在大元的地位，“为总管，守大理”。
段实担任总管一职的时候，是大理最为纷乱的时候，叛军四起，戈矛林立，流血披野，征尘遮天。尤其至元二年，也就是1265年，“云南诸爨叛”，这次阵势最为浩大，其中一个大理僧人，名舍利畏的，不念经了，也不数着念珠了，竟然提着刀子，提出“蒙古系北虏，吾等南蛮，声教所不及，何以服从之”。舍利畏提出的口号，就是文化不同，我们不能接受蒙古国君的指挥，得自己指挥自己。舍利畏“结威楚、统失、善阐及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善阐屯守官不能御，遣使告急”。这次起军，风起云涌，十分迅疾，部队不久发展到三十万人，攻城略地，斩将搴旗。段实骑上战马，带着大军，“与大将戮力合兵讨平之”。可是，舍利畏却转身逃跑了，不见了人影。在大理，别的不好潜伏，一个和尚是很好潜伏的。舍利畏如鱼入水，蒸发了，直到十一年后，段实才侦知舍利畏的下落。舍利畏不甘寂寞，仍在寻找机会，欲东山再起，点燃狼烟。段实左思右想，想出一法，派出杀手石买等人，悄悄找到舍利畏躲藏的寺庙，深夜里翻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了对方，此事才算结束。
1276年，即至元十三年，“缅国拥象骑数万，掠金齿南甸，欲袭大理，行省遣信苴日与万户忽都领骑兵千人御之，信苴日以功授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这年，缅甸国君竟然挑战大元，带着数万战象兵，慢腾腾地杀向大理。段实和另一名叫忽都的将军，率领千余骑兵，将之击退。战象兵也就气势惊人，只要心里不惊，很好对付的，一顿乱箭，大象受伤，回头就跑，得了，战阵自乱。
因此战有功，段实被元朝封为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属于虚衔。
至元十八年，“信苴日与其子阿庆复入觐，帝嘉其忠勤，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留阿庆宿卫东宫。及陛辞，复拜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这次，段实进京，送子“宿卫东宫”，一则是向朝廷表忠心，再则，是向国君推举自己的继承人，也就是段庆。
至元十九年，元世祖下令，命令段实“同右丞拜答儿迎云南征缅之师，行至金齿，以疾卒”，他的弟弟段忠接任职务，一年后死去，儿子段庆回到大理，担任职务。
此位，此后一直为段氏子弟袭封，历十三代，直到明廷洪武二十年，方才正式结束。因此，诸葛元声在《滇史》里，谈及段氏在元朝的待遇道：“继参大政，七觐阙庭，赏赉无算，克裕厥家，其子孙为方伯连帅者又十余人。自古亡国后昌厥绪者未有若段氏者也。噫！亦盛矣。”大理灭亡后，段家继续执掌当地政权，七次入京，觐见国君，子孙做一方统帅的，多达十多人，自古国家灭亡后，仍得到如此重任的，也只有段家了。
确实，翻遍史册，仅此一家。
至于高泰祥的后人，在大元一朝，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高泰祥因为坚决不降，最终被杀。忽必烈长声叹息：“忠臣也。”命令部下，隆重地安葬了对方。高泰祥的妻子，抱着高泰祥的小儿子高琼，流着泪跪在忽必烈面前。忽必烈看着这个小小的孩子，也很是动容，告诉身边的人：“此忠臣后，善视养之。”以后，高琼长大，让他在朝做官。至于高泰祥的长子高长寿，驻扎在威楚，也投降了忽必烈。忽必烈一道命令，“以为威楚万户”，成为威楚的地方官。以后，此地主官，一直以高长寿后代袭封。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土司。
到了明朝，高家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其后人高赐，曾于明永乐年间随朱棣北征蒙元，在战场上斩将立功，扬名一时，书之史册。
高家另一后人高龙,曾跃马执戈，跟随明朝大军，征讨驻守麓川的土司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功勋卓著。明英宗很欣赏，封其为卫指挥,赐名高英。
还有后代名高玉,，官职更大，为明朝的明威将军，曾随“晚明第一猛”刘綎，征战四方，屡立功勋，最后捐躯沙场，成为国殇……
段家和高家的关系很是复杂，斩不断，理还乱。说他们很亲密吧，可是，高家显然夺走了段家的权利，夺去了他们的荣耀，将之放在了傀儡地位，任意驱使。说他们是仇人吧，可高家对段家又显得忠心耿耿，除了高升泰将皇位占据两年外，其余的国相，都很是尊敬段家皇帝，而且，对段家皇族也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从未以傀儡礼遇之。即使是高升泰夺位，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对段家也是礼遇有加，从未铁血相向，痛下杀手。
在高家的辅佐下，段家称帝三百多年，成为历史上最为长寿的王国，和宋朝几乎前后始终。
在高家的辅佐下，大理国也一直处于一种和平、安宁之中，几乎很少出现征尘鼙鼓，出现铁血杀伐。
也是在高家的辅佐下，段家皇帝，做得虽然无权，可是做得很是逍遥，很是清闲，很是滋味无穷。
段家皇帝的心里，对高家一定有着埋怨，也有着感激，这种滋味，大概是五味杂陈的。尤其是段兴智，在高泰祥的独揽大权下，曾当过两年傀儡，万事不管。可是，高泰祥又分明为了大理江山，殚精竭虑，用尽心血，甚至最后献出生命的。他临死前长叹：“段运不回，天使其然，为臣殒首，盖其分也。”由此看来，高氏一直将自己放在臣子的位置，在他们心中，一直觉得自己是在为段家江山殚精竭虑，为段家江山奔波征战，因此，高泰祥临死时，才有这样的叹息。
有人说，高泰祥死时所叹，是不太合乎历史事实的。
我认为，人死所说，才是真言，才是发自内心的。他可能一直认为，自己执掌大权，就是为了段家江山永固，就是为了大理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吧。
对于高泰祥的死，段兴智的内心，一定是百感交集的，但最多的大概仍是感激吧。毕竟，两人共事两年，联手建设这个国家；毕竟高泰祥一直尊崇着他，将他放在前面。再者，高泰祥毕竟是为大理江山而死，为这片山河而死。
对于高家，有人总结得很好，高家是权臣，但不是奸雄，他们是忠臣。
段家江山，烟消云散，化为历史上一轮斜阳，最终缓缓落下，血光漫天。那血色，是高家的颈血浸染的，是岁月的长叹润泽的。
在那个纷争不断的岁月里，段家和高家联手，在西南一角创造了一种安定，一种平静，一种祥和的环境。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百多年。三百多年中，大理百姓在其中歌舞，在其中恋爱，在其中念佛诵经、耕田种地。三百多年里，大理没有出现南诏时代所说的“屡覆众，国耗虚”的情形；没有出现蒙世隆时代的“全驱蚁聚之众，攻劫邕、交之人。五载兴兵，三来虏掠。顾生灵之何负，受涂炭之辛苦”的惨剧；没有出现“弩藏不给，横剑于民，上下俱困”的境况。这样的和平，不是一段时间，是长长的三百多年。
这样的平和生活，离不开段家制定的政策。
这样的稳定日子，也离不开高家的严格执行。
对于大理这段安宁的历史，史家感叹道：“自后唐以迄南宋，中国相寻于干戈，独云南一隅享太平者三百余载，其恩泽及人亦远矣，匪独其主贤也，即髙氏之为相，如岳侯之保境养民，智升之讨灭篡逆，泰明之复子明辟，泰祥之杀身成仁，咸不愧为世臣焉”，中原从唐末到南宋，一直征战不休，前有藩镇，后有辽、西夏、金和大宋。只有西南的大理，三百多年不闻兵戈，不知鼙鼓，这离不开段氏国君的贤能，也因为高家历代国相的忠贞。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较为公允的。
历史，已经远去，历史的石板路上，已经苔痕累累，如果真的能穿越的话，如果真的段兴智能遇见高泰祥的话，大概两人一定会在落花蹁跹中双手相握，泪流满面吧。那时，段兴智一定会说：“有你的日子，我是如此地嫌弃你；没有你的日子，每时每刻，你都在我的记忆里，刮风也如此，下雨也如此。”
他们当年虽然一生一死，可真的能算得知己的。
他们一降一死，同时，也让南宋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失去最后的遮蔽，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大蒙古铁骑的面前。
4
南宋第一次感到如此孤独，如此无助，面对着隔江的烽烟，面对着岁月的鼙鼓，面对着两面夹击的形势。
此时，不知他们后悔不。
此时，不知他们还相互埋怨不。
历史给了他们一次次机会，可是，他们都长袖一拂，将这样的机会放弃，如同拂去灰尘一般。大理的抵抗，给他们创造了夹击之势，他们无动于衷。滇东三十七部的铁血抵抗，给他们创造了多次扭转战局的机会，他们坐而论道，恍若不闻。到了至元二年，也就是1265年，舍利畏起兵，“结善阐、威楚、统失及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其声势之大，人数之众，都是破历史记录的。此时，元军还没有对南宋展开大举进攻，宋军还有足够的兵力，支援舍利畏的军队，搬回不利局面，可是，宋朝文官们，仍品茶写诗，弹琴赏景，欣赏着歌舞音乐，没有出兵。
一百五十多年精致生活，已经让南宋消失了生气。
一百五十年多年的纸醉金迷的日子，让南宋朝廷的骨头，已经在胭脂水粉中泡软了，坚挺不起来了。
南宋败亡，此时已成定局。
这种败亡，首先表现在国君的身上。
南宋后期的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差劲。理宗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比北宋的仁宗皇帝还多一年。也是在他称帝后，南宋江山，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的。史家将他和仁宗对比道：“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理宗皇帝任职期间，也出现了贤能之士，却最终一个个挥手临安，走向田野，归隐乡村。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是历史上著名的奸佞，都出现在他手中，尤其贾似道，更是历史上的巨恶大奸，以至于他被贬的时候，无论去何处，那儿的人都贴出露布，不许到来：做奸佞做到这个份上，也算得登峰造极了。
也是在理宗为帝时，元军千里包抄，革囊渡江，大理被灭，斡腹之势已成。此时，正处于元军调兵遣将的前夜，因此，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平静，如暴风雨前的宁静。宋君臣在这段平静中，竟然忘记危险，莺莺燕燕，沉浸在一片花花世界里，以至于有人写词讽刺：“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词中，亡国的阴影，无奈的忧伤，浮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如洞箫吹奏的音乐，缭绕不散，拂之不去。
可是，皇帝仍沉醉的暖风香草中，不思振作。权臣贾似道仍在他的半山堂里，带着如花美姬，斗着蛐蛐。
1264年十二月，宋理宗死了。
此时，正是乱世，乱世国君，当用精明强干者，以图力挽狂澜，摆平时局。可是，为了便于大权在握，贾似道却力排群议，扶持一个名叫赵禥的登基，也就是历史上的宋度宗。对于宋度宗，连一般宽容的历史学家都感到无语，曾记下一段话，做为评论道：“帝自为太子，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合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宋度宗做太子的时候，就极端好色，莺莺燕燕一片。登基之初，按照规则，如果受到皇帝亲近的妃嫔，第二天应当来谢恩。有一天，赶去谢恩的妃嫔，竟然多达三十人。
这样的人，如何有心思处理国政。
这样的人，又如何有精力处理国政。
他处理国政，更是充满了胭脂水粉味。他不是自己批阅文件，而是选了四个绝色大美女，纤指轻翻，轮值批阅文件。国事，在他手里如同儿戏。
他是整个大宋三百年中，最为荒淫，最为昏庸的一个国君。这样的人，如何能振作，如何能带着大宋军民，走出困境，击败强劲的对手？
几乎在大理被灭的同时，蒙古军就已经怒马而来，从大理杀出，开始进攻南宋了。
1255年，兀良合台统帅大军，进攻南宋邕州一带，最终，由于大理滇东三十七部在后面反击，以至于蒙古军无奈，以“其地炎瘴，军士皆病，遇敌少却”，回到大理，对付滇东各部，抚平后路。
1256年，兀良合台接到蒙哥命令，“约明年正月会军长沙”。于是，兀良合台带着百战大军，再次马蹄奔腾，旗帜随风，从大理出兵，近距离奔袭宋朝，一路斩关夺寨，所向披靡，“破横山寨，辟老苍关，徇宋内地”。宋军现在终于认识到，自己即使不支援大理军队，不支援滇东部落，蒙古军也会来进攻。于是，他们集结六万人，等待蒙古军到来，准备迎头痛击。可是，六万大军，在蒙古健儿的铁蹄冲击下，眨眼之间败了下去，一路盔甲遍地，兵刃遍地。蒙古军乘胜追击，“蹴贵州，蹂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深入到了南宋的腹地。宋军无奈中，再次出军二十万，和蒙古军进行决战。蒙古军号角长鸣，刀光扫过，宋军作鸟兽散。这次斡腹之战，兀良合台“兵自入敌境，转斗千里，未尝败北。大小十三战，杀宋兵四十余万，擒其将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来攻，追至门濠，掩溺殆尽，乃不敢复出”，宋军在战争中，受到极大消耗。
兀良哈台显然以大理为基地，年年出征，如磨刀石一般，希望通过这样年年削弱的办法，将南宋拖瘦拖垮，最终拖死。
他的战略目标，无疑在一步步实现着。
1259年，蒙哥汗统帅十万大军，在进攻钓鱼城时，“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殁”，也有的说蒙哥汗中箭而死。从他没有指定继承人来看，他死得很是仓促，甚至没来得及安排后事，很可能是中箭，而不是负伤。
无论怎么说，这次算是解救了南宋，让其能够喘息一下。
第二年，雄才大略的忽必烈就登基了，执掌蒙古国政。
元世祖登基，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因为汗位之争，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战争。在这五年中，大宋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力量调整，进行防御准备，可是，仍不见其有什么具体表现。元世祖整合了内部，1274年，正式开始灭宋之战。世祖所选统帅，就是伯颜和阿朮。临行前，元世祖再次想起当年姚枢所讲的曹彬下江南的事，对统帅们申明军令：“当如曹彬不戮一人。”此时，阿朮已经过六年的围困，攻下了襄樊，打开下南宋的大门，再也不用迂回大理进攻了。元军取高屋建瓴之势，顺江东下，一路夺取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建康，然后三路开始围攻临安。此时，宋度宗已经死去两年了。临死，他再次干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让四岁的儿子赵隰，“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即历史上的宋恭帝。一个四岁的孩子，鼻涕流着，才学会走路，能有什么作用啊？宋度宗遗诏，请宋理宗的皇后谢道清临朝听政。后来民国史家蔡东藩评论说：“太皇太后谢氏实一庸弱妇，以之处承平之世，尚或无非无议，静处宫闱。若国步方艰，强邻压境，岂一庸妪所能任此？”这个宋度宗啊，也不知他和宋国有何仇恨，估计不把南宋折腾掉，是到死也不瞑目的。
在大元军队三面攻打下，宋君臣再也支持不住了，1276年，“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一个六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啊，投降或者不投降，一切都是太皇太后谢道清做主。从此，南宋江山，在乌鸟鸣叫声中，伴着半轮月亮，缓缓沉下。宋亡多年后，诗人汪元量浪迹江湖，回忆往事，曾经写诗道：“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夕阳一片寒鸦外，自断东南四百州。”诗中，满是故国不堪回首之思。
元军进入临安，严格按照元世祖的要求办，统帅伯颜“禁军士毋入城，遣吕文焕持黄榜谕临安中外军民，俾安堵如故。先是，三衙卫士，白昼杀人，闾里小民，乘乱剽掠，至是民皆安之”。副帅阿朮，也严明军纪，不许士兵胡来，“阿朮申严士卒，禁暴掠。有武卫军校掠民二马，即斩以徇”。临安，就这样安静地交割，成为大元的郡府。
宋恭帝和谢太皇太后等人，当然不能待在这儿，被送往大都，沿途战伐之后，一片萧条，远处炊烟几处，袅袅升起，正如“青天淡淡月荒荒，两岸淮田尽战场。宫女不眠开眼坐，更听人唱哭襄阳”诗中所写。到了大都，元世祖再次下诏，其中有“免系颈牵羊”的话，也就是告诉南宋君臣，小皇帝不用袒露臂膀，不用咬着绳子，不用让人抬着棺材，也不用跪行拜见元世祖了。
这种做法，保持了南宋皇家应有的尊严。
六岁的孩子，当然不知道，他的母亲全太后喜极落泪，压着孩子的头说：“这是皇帝的无上恩典啊，你应当叩头谢恩。”一个六岁的孩子，就在母亲的指导下，叩着头。
宋恭宗最终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
至于宋恭宗的结局，有人说，后来被忽必烈逼迫出家为僧，到西藏研习佛法，成为名僧。更有悬乎的，是明初和尚释无愠写的《山庵杂录》，记载：“瀛国公为僧后，至英宗朝，适兴吟诗云：‘寄语林和靖，梅开几度花。黄金台上客，无复得还家。’谍者以其意在讽动江南人心，闻之于上，收斩之。既而上悔，出内帑黄金，诏江南善书僧儒集燕京，书大藏经云。”
而且，对方将时间记载得很清楚，为元英宗至治三年，即1323年。
更有人煞有其事地说，这首诗是和南宋遗民汪元量的和诗。
汪元量曾跟随瀛国公来到大都，后来化为道士，是公元1288年回到江南的。他游走江南，遍及吴越，死年在1317年。因此，他如果想和故主和诗，唯有一法，就是穿越。穿越也不可能，他能去西藏吗？
因此，和尚也扯谎，释无愠就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正史还没有野史传得广，传得深入人心，其原因是，编撰野史的人，故意将事情说的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以勾引读者的好奇心。读者呢，由于好奇，就三三两两，粗树古柳下，一杯清茶，无所消遣，就相互讲谈故事，叙说野史，一来一去，也就传播开来了。
只是，野史毕竟是野史，真实的不多。
5
南宋的首都临安被攻下，可是，和大理一样，南宋的抵抗，并没有就此停止下来。这时，一个如大理高泰祥一样的悲剧人物，宽袍长袖，走到了历史的前沿，也走到一个王朝的前沿，开始了一份铁血担当。
他，就是著名文人文天祥。
文天祥是不适于铁血生涯的，也是不宜于征战生活的。他长得不粗犷，很帅气，很书生气，白净丰润，书卷气荡漾，“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因此，宝佑四年，即1256年，时逢科举之年，他拿着笔砚，走进临安的科场，竟然名利第一，也就是状元。
说实话，他的军事能力不是多么突出的，估计执政能力也不多么突出。
文人出身，毫无疑问，一路都是文职，平日也就是写写诗，读读书，再品品茶。后来他因为上奏弹劾贾似道，得罪权臣，被逼退休，“时年三十七”，算得历史上退休很早的人。于是，他回到故乡，悠游山林，歌诗填词，很是逍遥。
到了元军大举进攻南宋的时候，各处宋军，纷纷溃败，此时“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他带着这些人，鼓角震天，去临安勤王。等到临安将破的时候，朝廷大臣纷纷逃亡，朝堂一空，无人任职，宋朝廷于是注意到文天祥，“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
此时，元军已经靠近临安，怎么可能答应讲和。用伯颜自己的话说，如果在长江那边，讲和一说，还有可能。此时嘛，想也别想。伯颜知道文天祥此时是南宋的顶梁柱，就扣着他，不让回去。文天祥很生气，问道：“我此来为两国大事，彼皆遣归，何故留我？”伯颜回答：“勿怒。汝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政当与我共之。”
他被扣留，一路押往北边，到了京口，“得间奔真州”，他瞅空跑了，到了真州，再一路南下。此时临安已下，他“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一路经历危险，最后逃到福州，与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
赵昰此时才八岁，难以处理政事，于是大家又册封杨淑妃为太后，临朝听政。
毫无疑问，这一招仍不高明。
试问，当时的宋廷宗族就没有一个成年聪明一点儿的男子吗？他们为什么就一定要让小孩子做皇帝啊？这不就是主幼国危吗？这样的情况，“国危”一半是大元的进攻，是无法改变的；另一半“主幼”，难道不是他们自找的吗？
文天祥在朝廷，由于和另一宰相陈宜中不和，于是，出外领兵，南北漂泊，组织军队，反击元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未气馁。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十二月，“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他被捉后，元军统帅张弘范带着他一块儿经过崖山，命令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天祥拿了纸笔，写诗一首《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歌写的悲壮，可又不失金铁之声，至今读来，让人骨节挺直，血气上涌。
文天祥被送到大都，元世祖接见他，希望他降元，问他：“汝何愿？”
文天祥回答：“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元世祖不忍心，最后，在降臣留梦炎的劝说下，才将之处死。
文天祥死后，有人在其衣带中发现一行字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他死时四十七岁，正值壮年。
他死时，是至元十九年，即1283年，具体时间是十二月初九——腊八后的一天，不久就是新年了。此时，距离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崖山溺死，已经过去了四年。
文天祥的死，和大理的高泰祥一样壮烈，他们都有活的机会，甚至，有着新朝为官的机会。可是，他们最终都选择了死，选择了生命的终结，这是一种文化涵养的品行，是儒家文化中忠君爱国思想的最为具体的体现。这种文化，汉唐之后，就已经开始蔓延开来，到了宋代，已经深入到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润泽着每一个人，润泽着每一颗心。从而，让一些人为了心中的气节，为了自己的国家，甘愿慷慨赴死，无怨无悔。高泰祥是这样的，文天祥是这样的，而在崖山之战中跳水的陆秀夫，也是这样的。
崖山之战，爆发在1279年的二月初六。
战斗地点在崖山，战斗的结果是宋军大败，再无退路，宋军最后的一支抵抗力量，被全部歼灭。宋朝大臣陆秀夫见情况不对，背起宋朝最后的一位皇帝——才死不久的益王赵昰的弟弟赵昺，跳水而死。跳水前，他回头对赵昺道：“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德祐皇帝，就是临安被攻下后投降的宋恭宗。
宋朝，至此才算最后结束。
有人说，那一天的海面，到处都漂浮着宋人的尸体，浮江而下，十分悲壮。
陆秀夫跳水而死，其刚烈忠贞之情，可充塞天地，可照耀汗青。可是，有一点我心里总是存在着腹诽，就是跳水的时候，为什么要背着那个小皇帝赵昺啊。这个孩子当时很小，只有七岁。七岁啊，他什么也不懂，还没有看够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啊。一想到这个小小的孩子，在那样漫天的大火里，在震天的鼙鼓声中，在炮声轰隆中，发出惊怕啼哭的情声音，我就感到心痛，仿佛有什么尖利的东西，划过心尖。
不久前，我去南澳游玩，在海滩上，看到一组汉白玉雕塑，是有关南宋最后王朝的。其中一文一武，端立两边，毫无疑问是陆秀夫和张世杰。中间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面色和蔼温润的女人，眉眼低阖着，该是杨淑妃吧。她的旁边站着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是益王赵昰，史称宋端宗的。她的腿上，还爬着一个小小的孩子，就是宋末帝赵昺了。两个孩子都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海那边的故乡。尤其赵昺，胖乎乎的小脸上还带着天真的笑。那一刻，我站在那儿，心仿佛被谁狠狠拧了一下，痛得几乎窒息。
我再次想起那个被背着跳水的孩子，我想象不出七岁的他，当时是如何地惊恐，如何地害怕。
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其实啊，战争，最应该让走开的是孩子。
不，最好就不要战争，掐灭战争的引信。
6
大理国在历史上消失了，大宋也在历史上消失了。从此，我们只能在文字中去领略其风采，领略其前尘往事。
大理建国比大宋要早。大理国立国在937年，宋朝立国是在960年，迟了二十三年。大理的灭亡，要早于大宋，在1253年；宋朝灭亡，是在1279年，晚了二十六年。它们的时长，几乎相当。
它们有着很多的相同点，很多暗合的地方。
它们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上，而且建国时间，都在三百多年，在历史上，属于时间很长的王朝。整个封建王朝中，唯有前汉后汉加在一起，可以与之并肩。
它们都被分为前后两个时间段。大理的分前理、后理，大宋的分北宋、南宋；而且前后时间段几乎都差不多，都是一百五十多年。
它们在国家治理中，都采取的是文治为主，都不太注重于军队战斗力的提升，因此，在宋朝，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海上贸易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国家的都市建设飞速发展，于是，就出现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画面；就出现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这样的繁华；就出现了“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⑤”的热闹场面，让今天的我们读到这些，都不由得抬起头来，望着远方，想象着它的文明，它的典雅，它的翰墨飘飞的样子。大理也进行着文治，竟然和宋朝惊人地相合。他们自认为是继承着南诏的衣钵，可是，他们又全然扔掉了南诏的好战之风，丢掉了南诏的剽悍之风，几乎没有对邻国发动过战争，尤其和宋朝，一直保持着和平的态势。有时，即使有发动战争的时机，有着取胜的时机，他们也如拂掉蛛网一样，轻轻将之拂掉。也因此，大理三百年，一直保持着一种宁静，一种和谐，也因此，这儿就出现了“每年十一月一日，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三月内作乐相庆，帷务追欢”的淳朴风俗；出现“百货汇聚，人烟辏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风”的风光。
但是，总体而言，由于地理原因，大理的城市建设没有宋朝那么繁荣，那么昌达。
同样的，他们都重视商贸往来。有史家称，宋朝时，国家已经走向海洋，走向远方。只是因为后来元朝灭宋，阻止了这种进程，否则，他们会走得更远，更为开阔。尤其明、清之后，王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制度，发出“片板不许出海”的政策，才让我们在海洋世界到来时，落后于世界，落后于西方。这话是确实的，宋朝的大海船，每一次杨帆出海，带着的都是十几吨的货物，破当时的历史记录。宋高宗更是告诉大臣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在南宋，从海路挂帆而来，做生意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广州、泉州、明州成为南宋著名的三大外贸港。官府在贸易港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贸易事务，征收商税；市舶司所在的港口，还设有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番坊”，以及用于番货交易的“番市”。大理也是如此，大理国君多次要求和宋朝进行贸易，而且，为了来往客商方便，“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其道路平坦如砥，四通八达，客商往来，人烟密集，“烟火万家”，仅仅一个名迷都亦的大村落，就“百货俱集，地暖同交趾，沃壤数万顷”，生意红火得不得了。
除此外，他们都重视文化。
有人说，唐朝是中国文化的黄金岁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公允地说，宋朝文化与唐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唐朝有诗歌，清新自然，如草尖水珠，如陌上花开；宋朝有词，洞箫一曲，香飘万家，“凡有井饮处，皆能歌柳词”。唐朝有古文，韩愈、柳宗元，笔墨生香，清润人心；宋朝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更是竹管笔点染，倾倒岁月；唐朝的书法，颜柳双峰，傲视宣纸世界；宋朝的苏黄米蔡，更是云烟流荡。唐朝的仕女画，美女如云，饱满如月；宋朝的芙蓉锦鸡，富丽堂皇。至于大理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很瞩目的。大理的雕刻，尤其佛教雕刻，是无与伦比的，地藏寺经幢刻有汉文《造幢记》、梵文经咒、大日如来、菩萨、天王、力士造像近三百身，让人见了，叹为观止；画家张胜温作的《大理梵画长卷》，中原画家见了，都禁不住击节赞叹，誉为“绘事精致，金壁辉煌，耀人耳目，瞻对如生，足与顾虎头、李伯时相颉颃”，认为他的人物，与顾恺之等人的相媲美。有中原文人在滇地游览，见有大理时期的文人书法，“石刻草书，在崇圣寺中，字大如碗，笔法飞舞，相传以槟榔壳蘸墨书者”。而且其诗清新可喜，读之满嘴清凉，齿颊沁润着一片水木清华味，一首道：“王母祠东古佛堂，相传楝宇自隋唐。年深寺废无人住，满谷西风栗叶黄。”诗歌有着一种中原诗歌的山河依旧、物是人非的怀古之意。另一首道：“手柱一条青竹杖，兴来日挂百钱游。夕阳欲下山尤好，深谷无人不可留。”此诗，和孟浩然、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出一辙，而且更有飘逸之韵，充溢其中。在大理国行走，据人记载，水村山郭，处处可闻儿童琅琅读书声，隔着树木传来，伴着鸟儿的鸣啼，以及蝉儿的声音，清亮透明，入耳清心。
两国再一相似处，就是百姓生活，都走向精致，走向典雅精工。
宋朝的官员，除执政之外，就是读书，品茶，绘画，弹琴。甚至皇帝也是这样。有一幅画，画的是宋徽宗弹琴图，宋徽宗专门请来大臣，和他们探讨茶艺。大臣们品着茶，他则弹着琴。大家都穿着长衫，显得很轻松，显得很优雅。也因此，宋朝总是有写不尽的精细生活，有“瑞脑消金兽”里的一缕香烟；有“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浪漫；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柔曼；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闲适。大理国也是如此，因此就出现了“帝遣名山护此邦，千家落落岭西窗。山人乞与山前地，鹤托先开二十双”的美丽幽静；有了“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的名胜，引人耳目；有了“山色苍翠欲滴，奇花异卉遍于岩谷，四时不谢”的风景；有了“平畴万顷，民物丰阜，恍如江南风景”的水墨山水。
在治国上，它们都重视文教，宽容大度。
宋朝是一个重视文化的国度，据说，赵匡胤离世前，曾经留下遗言：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此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戏说的，它都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宋朝对文化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特性，有一个宽容的态度。这种兼容并包、宽容大度，也出现在执政者的身上。仁宗皇帝曾遭受两个大臣的指责，而且，被对方喷得唾沫满脸。一次是准备提升自己岳父张尧佐的官职，不合制度，让包拯批评一通。包拯年老，说话不关风，唾沫星子横飞，仁宗一句不吭，回到后宫，埋怨张尧佐的侄女张贵妃：“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还有一次，准备修一座塔，让余靖拦住，喷了一脸唾沫，仁宗回到后宫笑着说：“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也因此，读书人积极参入治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得国事顺畅。大理国君也是如此，夺位者对禅位者永远那么礼敬，那么谦让，就是明显的例子。段和誉对于准备刺杀自己的人宽容大独，在中原王朝中，也是很少见的。
他们重视文化治国。宋朝承接隋唐科举制度，以科考取士。在治国中，他们重视儒教，杂以佛教和道教，因此，治国中以静为主，给百姓充足的休养生息的时间，重视民生，重视民命，在和西夏的战争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中，每次伤亡万人左右，宋仁宗就“为之辍食”，伤心不已，开始讲和。这种做法，无论说其软弱也好，说其不够爷们儿也好，他将百姓生命放在第一位，总是好的。难不成如唐玄宗一样，三伐南诏，损失二十万，眼皮也不眨一下才好。大理这点，也和宋朝近似。大概因此吧，两国几乎就不发动战争。
两国的国君，都是比较不错的。
古代的国君，因为予杀予夺，大权在握，甚至让别人死，也名之为“赐死”，这就养成了其横暴、无视人命的特质。可是，宋朝的皇帝，总体上说，很少出现这样的暴君。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凸显出人性的弱点，譬如好色，譬如自私，可是，很少干出“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这样动物性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宋朝几乎无残暴之君。大理国君也是这样，包括后期执政的国相，也是这样的。
每一次想到别人唾沫喷到仁宗脸上，这个皇帝还站在那儿，红着脸接受着，我的心里就有一种亲切感，一种由衷的亲近感。每一次想到，大理君臣间，竟然一国君一权臣如此和睦相处，我就会感到惊讶，感到惊奇。
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促成两国国脉绵延三百多年的原因吧。
当然，他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最为明显的是“虚外守中”的制度，尤其宋朝，只注重经济，没有注意到国家的军事力量，因此，一次次受到外来力量的欺负，受到别人的打压，先是辽国、西夏，接着是金国，最后被蒙古消灭，让人叹息不已。大理就更明显了，国家力量不足，每次出现事故，就忙撒腿跑到羁靡州滇东三十七部借兵，时间一长，让三十七部看出国家的虚弱，就开始各自为政。蒙古大军一到，举手之间，国都被攻破，国家灭亡。
当然，两国灭亡，归于一统，这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文化一统后的必然趋势，正如古诗所咏：“眼明百里眺晴川，洗我悲辛一迥然。山气成云无五色，石光如镜有千年。荷戈戍士终怀土，卖剑居民尽力田。自古华夷归混一，今人未必重开边。”华夏一统，金瓯无缺，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回望历史，回顾所来径，我们为我们的祖先曾竹杖芒鞋，走过那么雅致，那么翰墨飞扬的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为我们民族既文质彬彬，文采飞扬，又铁血骁勇，剽悍无匹而感到骄傲。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种文化铁血的融合中，一步步走过过去，走过现在，走向一种大融合，大繁荣中的。
盛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千年来，我们一个个民族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奋斗过，牺牲过，流过汗，流过血，一步步走来，走到今天。每个民族的奋斗史，组合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整整一部华夏民族的历史。
记得来路，记得历史，记得我们的根在哪儿，我们才会走向更远的天地，才会走出一个大团圆的盛世。
这些，苍山洱海可以作证！
这些，黄河泰山可以作证！
这些，长江雪峰可以作证！
作者编辑简介
余显斌，现任教于陕西省山阳县山阳中学，《读者》《意林》《格言》《百花园小小说》《新青年》《文苑》资深签约作家，至今出版文集二十一部。2003年写作至今，在《人民文学》《福建文学》《百花园》《四川文学》《故事家》等几百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三千余篇、共一千多万字，几百篇被各种选刊选本选用，《父亲和老黄》《废墟的谎言》《拯救》《水色荡漾的小镇》等三百余篇文章在国家、省、市各级征文中获奖，《知音》《生命的声音》《大唐柳色》《杜牧的江南》《一轮中国月》等七十余篇文章被各种高考会考、联考、中考以及其他考试选做考题，《敦煌感怀》被选入2013年八年级语文试用读本，2008年入选全国十大小小说新秀，2015年入选“十大小小说作家排行榜”，曾受到过《疯狂阅读》《少男少女》《意林》《读友》等刊物的独家采访和报道。
吴家良，云南大学哲学学士，大理州破格中职新闻编辑，大理历史文化践行者。理论文章《浅谈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之路》《西部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建立农村经济市场保障机制》《南涧跳菜文化艺术融入国内外餐饮服务和文化娱乐的途径探索》共50多篇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国改革报》《经济问题探索》等国家、省、州重点刊物上发表。《无量山中唱情歌》《大理，徐霞客未了之兴》《金庸无量缘》《无量樱花》《怒江冬记》等300多篇次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古传奇》等重点文学刊物发表。出版个人理论研讨论文集《我思故我在》和文学作品集《无量山故事》。编辑出版《大理徐霞客未了之兴》（散文集）《南诏二百年》《大理王朝三百年》（上、下卷）《九百年山河》《徐家往事》等文学文化文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