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是媒体缅怀“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时最常用的标题，在他的众多传奇中，“归国”可谓最荡气回肠的一节。
在专家眼里，这段故事虽然被津津乐道了70年，但讲述中要么缺乏细节、要么演绎发挥，甚至出现了“语焉不详、张冠李戴、以讹传讹、高度雷同”等现象。
媒体演绎的蓝本，基本源自钱学森1956年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简述《我在美国的遭遇》，此后50多年间，他都很少提及1950年至1955年间那段艰难历史。一方面，钱学森不愿回首那段黑暗岁月;另一方面，中美档案尚未彻底解密，就连亲历者对“幕后黑手”也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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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逝世后，钱学森图书馆建成开放，恰逢美国有关档案解密，一直在搜集资料的张现民副研究馆员，先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总统图书馆、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外交部等处，查阅档案两千多页，经多方对比考证和系统研究整理，发现了不少新的信息，也纠正了一些讹传。
利用档案揭秘的归国故事，更真实详尽，也更能彰显钱学森的智慧超群、崇高品德和爱国情怀。
1950年11月，洛杉矶移民局举行听证会（左二为钱学森）
1950年8月，钱学森的八大箱托运行李被美国海关查扣。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办公室。
曹日昌写给钱学森的信。
“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
一般认为，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尤其是学术泰斗冯·卡门那句广为流传的评价“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奠定了钱学森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事实上，钱学森成为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可以往前推到1949年底。
1949年入职加州理工学院后，钱学森的声誉几乎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冯·卡门相匹敌。与冯·卡门一样，他身兼数职，既是科学家，又是教授，还是管理者。
在当年12月召开的火箭协会年会上，钱学森以加州理工学院“戈达德”教授、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军方顾问等多重身份受邀。在报告里，他描述的“洲际运输火箭”引发了媒体关注。
“借助这种形状酷似削尖了的铅笔的未来交通工具，人们将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从纽约飞到洛杉矶。”《纽约时报》《时代》杂志都长篇介绍了钱学森的科学创想，还刊登了他的照片。这表明，钱学森已经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的“领头人”了。
享有盛誉，拥有各种职务、头衔，给他带来了优厚生活。不惑之年的钱学森看上去像只有25岁的样子，而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则以优雅美丽征服了加州理工学院，钱家的一个朋友在给冯·卡门的信中写道：“我们都爱上了钱夫人！”
钱学森舒适的家成了一个小社交圈子的中心，圈中人有清华、交大的校友，也有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这些人清楚地记得那些盛大家宴：钱学森当着客人的面兴致盎然地炒菜，而通常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于准备工作的蒋英，则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看起来，钱学森拥有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一切：可爱的妻儿，辉煌的荣誉以及财务自由。然而，他却在给挚友马利纳的信中写道：“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试射原子弹成功，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钱学森的命运之舟也随之摇摆。
红色中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了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曹日昌教授的一封信。他虽然与钱学森并不熟识，但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向钱学森发出了热情邀请：“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地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一直热切关注国内局势的钱学森自然明白，信中的“北方工业主管人”代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不久，他又收到了父亲的亲笔信：“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其实，不必父亲提醒，钱学森也明了，在美国的所有一切都是“为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他曾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不过，他刚接受了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一职，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美国迅猛发展的火箭项目也让他痴迷，他相信，有朝一日，能将人类送往太空。
另外，他和蒋英的第二个孩子将在1950年6月出生，显然也不宜长途旅行。跟朋友谈起未来打算，他只说，考虑回国一趟，把父亲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国。
就在此时，美国政府的一个举动，让他下了回国的决心。
1950年6月6日，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联邦调查局特工找上了钱学森。
钱学森现在占据了冯·卡门以前的办公室。房间很大，桌子后面是一块写满了数学公式的黑板，一扇大窗正对着庭院。两名特工的来意很简单：审查钱学森是不是，或是有没有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联邦调查局宣称，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过从甚密的好几个人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在化学助教威因鲍姆家中举行的社交聚会，实际上是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的集会。钱学森的名字出现在一份1938年的党员名单上，并与一个化名“约翰·M·德克尔”有关。
钱学森否认了所有“指控”，也拒绝出卖朋友。
联邦调查局报告称：“钱学森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衡量一个人是否忠诚的唯一标准是事实，但对于一个人的忠诚或政治信仰这种无形的东西，事实的标准又不能适用。因此，他拒绝怀疑他的那些朋友。”
在接受的采访和回忆中，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都认为钱学森是受威因鲍姆牵连，“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
然而，档案表明，针对钱学森的“忠诚调查”早在1942年就开始了，到1946年、1947年时，范围更大、时间更频繁、报告也更多。
二战快结束时，钱学森曾以“上校”身份，随冯·卡门到欧洲进行军事考察，并完成了美国航空长远规划《迈向新高度》的很多章节。此后，荣誉接踵而至，敌视和怀疑也悄然来临。
从档案看，这一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开展了对他的调查，调查对象既有钱学森工作单位的同事、朋友、领导和一般行政人员，甚至还有钱学森的房东。
1950年，麦卡锡浪潮席卷美国，掀起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清共”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忠诚审查几乎天天都在进行。许多无辜的科学家被列入“黑名单”，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红色恐怖”时代，灾难落在了本就被怀疑的钱学森头上。
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会议召开，专门研究钱学森的问题，6月6日，三军正式吊销了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
钱学森早在1942年12月就获得了涉密许可证，而且喷气推进实验室90%的项目都属于保密范畴。吊销涉密许可证，意味着不再受信任和无法开展工作，这对一向视研究为生命的钱学森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6月16日，钱学森在一份声明中称，“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唯一能做的最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并递交了辞呈。
“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迫使钱学森离开美国的事件接连发生。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遭到逮捕。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
钱学森的密友、“红色科学家”罗沛霖担心，如果自己再多加逗留，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于是提前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钱学森也怀有同样的担心，两人在答辩结束当日，便一同去买回国的船票。
8月31日出发的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是他们归国的最佳选择，罗沛霖是学生，当场买到了船票，票钱还是钱学森出的。钱学森是教授，必须得到移民局批准才能买票。沟通无果之后，急于离开美国的他，预订了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准备“曲线回国”。作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钱学森于7月29日将回国的决定通过信函的形式通知了美国国务院。
学术新星即将离去，加州理工学院自然极力挽留。院长杜布里奇在给各方的信中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
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于8月23日举行听证会。虽然涉密许可证已无足轻重，但钱学森告诉罗沛霖，“要回国，就要正大光明地回，不能悄悄地离开”，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是飞了趟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借助俩人的交情从中疏通。
“金贝尔与钱学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钱学森参加的‘火箭俱乐部’与美国军方有过合作，用火箭改进飞机起飞时的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跑道的距离。后来，‘火箭俱乐部’的几个成员创办了一家公司，钱学森是技术顾问，金贝尔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很早就认识。如今，这家公司就是通用公司。”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在介绍二人关系时说。
对老朋友，钱学森含泪倾诉了遭遇的不公。金贝尔在“二战”时还是力捧钱学森的“粉丝”，但一听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立刻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反复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并劝钱学森安心做一个数学家。
在金贝尔的运作下，听证会延迟，钱学森的华盛顿之行一无所获。时间紧迫，离他飞香港的时间只有5天了，与金贝尔会面后，钱学森就急急地赶回洛杉矶。谁想到，美国移民局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愤懑，美国移民局动作如此迅速，显然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张现民查阅的档案也显示，钱学森刚离开金贝尔办公室，这位海军副部长立即抓起电话，向美国司法部通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学森离开美国！”
金贝尔最为担心的是钱学森回到中国，为美国的敌对政权服务；最惧怕钱学森为中国研制高精尖技术武器，甚至向美国的敌对势力苏联，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至于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在张现民看来，并不像是金贝尔本人所说，更像是美国媒体的演绎，或者是中国媒体的误译。
当钱学森经过五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这句话倒是有据可查。
“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
被限制出境后，钱学森取消了机票，请求托运公司将发出的包装箱追回来。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去华盛顿的时候，行李已经被扣押了。
8月19日，在钱学森前往华盛顿之前，托运公司把他的行李运到了打包间。准备运走的东西重达800公斤，装了8个大木箱，包括一架钢琴、家具、盘碟、床上用品、书籍、办公桌、收音机，甚至还包括一个洗碗机。连托运公司老板都看出来了，“他们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家当”。
第二天早晨开始卸车时，一位打包工人向公司老板汇报，一些文件上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
海关介入后，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和22日这两天，海关官员、联邦调查局特工、海军情报部、空军情报部、陆军军械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人都光顾了白金斯公司的仓库。
托运的行李中，有大量科学论文、政府文件和行业报告，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召集全国各地的顶尖航空专家审查。海关在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就以间谍罪等罪名申请了对行李的扣留，8月25日，移民局又发出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
钱学森对暗中进行的一切一无所知。8月25日，蒋英从洛杉矶当地的报纸中读到有丈夫照片的新闻时，才知道“运往中国的机密文件被查扣”。美联社和合众社进一步将消息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报纸上，钱学森一下子从科学家变成了“间谍”。
“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钱学森在一篇交给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打包前，我仔细核对了我的个人物品，将带有涉密性质的材料都剔除出来，并将它们锁到了我办公室抽屉里，将抽屉钥匙交给克拉克·米利肯博士。据我所知，在我携带的资料中没有带有内部、秘密或者绝密的字样。”
钱学森一家在“克利富兰总统号”游轮上的合影。
1955年，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
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正式通知钱学森可以离境。
为了审查行李，政府花了3天时间把这些文件制成了12000张微缩照片，这个“钱学森图书馆”仅是目录就足有26页。最受关注的是9大本剪报，剪报上共有1539篇文章，其中1412篇涉及核问题和原子能计划，占所有剪报数量的90%以上。
由于这些剪报都是公开发表在报纸或杂志上的文章，最终完璧归赵，回到钱学森手中。这些资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在1966年的“两弹”（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试验中，他被委以重任。
反复技术鉴定后，军方发现那些有“保密”字样的文件大多数已经解密或者降解，有的是出自钱学森之手。一些部门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错的个人资料库，但却对国家安全构不成什么威胁。另外的一些人则对钱学森的动机持负面看法。
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不得不承认：“相对于钱学森存储在其大脑中的信息而言，钱学森所携带的这些资料对敌人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
这场声势浩大的审查，因为把对数表误认为密码本，而在加州理工沦为笑谈。在教职员眼里，钱学森可能是最不像共产党的人了，他们觉得他一身贵族气质，还给他取了个“天子”的外号，而且他不是还娶了蒋介石军事顾问蒋百里的女儿吗？对同事的质疑，记者的盘问，本就沉默寡言的钱学森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概不回应。
冯·卡门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钱学森）不认为他应当向有关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我想，如果有人因为我当年在匈牙利贝拉·库恩政府短暂工作过的经历就‘指控’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也会作出和钱一样的反应。”
“中国人民指的是谁？”“是四亿五千万人！”
1950年9月6日下午，最坏的事情发生了。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事实上，逮捕证8月25日就已经签署了，为什么等待这么久才付诸行动？
也许因为，钱学森曾多日闭门不出，试图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也许因为，特务收到情报，钱学森的车已经跑到了墨西哥边境；也许因为，他的昔日好友接连受审并被判重刑。
当特工朱尔敲开钱家大门时，蒋英手里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钱永真，为来访者打开门，钱学森坦然走了出来。特工觉得，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好吧，一切终于结束了。”很明显，钱学森根本就没打算逃跑过。
在被带走的那一刻，钱学森显得十分平静，他转身对蒋英说：“我跟他们走，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没想到的是，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竟然被遣送到离洛杉矶有数十里之远的特米诺岛上，在拘留所里，遭受了毫无人道的折磨。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就连冯·卡门从巴黎打来电话，也不能接听。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敲击金属栏杆，让他没法休息。
当蒋英去看望丈夫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点头示意”。17天的拘禁中，钱学森竟然减轻了15磅（约13.6斤），甚至出现了幻听。
金贝尔不准钱学森离境，但也非落井下石之徒，听说钱学森被拘禁后，他从华盛顿飞来洛杉矶协调：“你知道，我并不是说他该被逮捕，那太糟糕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囚禁他是没有理由的。”
经多方营救，在缴纳了高达15000美元保释金后，钱学森出狱了，他讽刺道：“相比一般绑架者开口勒索1000或2000美元的赎金，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被判刑后也才缴纳了1000美元罚金，可想而知，15000美元保释金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笔巨款的来源，有好几种说法，如“朋友集资”“现金趸交”等。档案显示，这笔钱是由钱学森一个学生的未婚妻所出，用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作为赎金。米勒斯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不希望让她丈夫的同学知道他娶了一名富太太”。
从特米诺岛被保释后，案件并没有因此终结。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就在志愿军赴朝不到一个月，美司法部移民局开始以听证会的名义审讯钱学森。
四次审讯，钱学森一人面对强大的美国政府，但他不畏极限施压，回答问题理直气壮，严丝合缝，针锋相对的控辩，反而成了他有理有据的“申辩会”。
张现民查阅并翻译了四次“听证会”的原始记录，多达282页。他发现，检察官古尔丘是个反共老手，极其凶狠刁钻，时常变着法儿刁难钱学森，甚至设置圈套让他钻。不过，钱学森的对答更巧妙和睿智。
古问：“你不准备去中国台湾吗？”
钱答：“我没有计划。”
古问：“那你忠于谁？”
钱答：“我忠于中国人民！”
古问：“中国人民指的是谁？”
钱答：“是四亿五千万人！”
……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
钱答：“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它？”
钱答：“那就保留在我的大脑里。”
古问：“你会让它对中国有用吗？社会主义中国？”
钱答：“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任何人，就像把我的能力卖给任何人一样。”
……
古问：“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吗？”
钱答：“是的。”
古问：“假如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作战吗？”
这个问题很刁钻，钱学森沉思了片刻，机智地回答说：“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问题的。”
古问：“你想要先作出决定，决定究竟这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吗？”
钱答：“是的，我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古问：“你不准许美国政府替你决定这个问题吗？”
钱答：“不，当然不。”
……
对钱学森的审问，常使检察官处于尴尬的、甚至被审问的局面。后来，古尔丘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头脑特别聪明，“比我们这些笨脑袋，聪明得多”。
“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1951年4月26日，美国移民局做出决定，钱学森被判定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因此必须被驱逐出境。但后来又给这个驱逐令加了个条件，“驱逐决定需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这种“驱而不逐”的状态，被美国媒体称为“一个悖论”。一方面，移民局根据国家安全法，做出了驱逐决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也有禁令，不得放走那些技术背景可能为敌国所用、从而危害国防利益的外国人。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竟然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伤害力简直是指数级的增长。
钱学森实际上是被软禁了。他的生活圈子急剧缩小，不能再接触任何保密工作，和以前的朋友同事都得保持距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他还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围不得超过洛杉矶市边界。每个月，他都必须到洛杉矶移民局报告一次。移民局附近有一家咖啡馆，钱学森总会在那里品味苦涩，聊以心灵上的安慰。
在钱学森家门外，常常可以见到一辆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的深色汽车。政府派来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踪他，拆开他的邮件，闯入办公室和家中。电话也成了一种骚扰工具。钱学森家的电话经常响起，一天可能多达十几回。然而，一旦有人拿起听筒，对方却马上挂机。钱学森猜测，这可能是用来确认他是否真的在家的一种方法。钱永刚最初的记忆，便是他父亲怒气冲冲地拿起电话听筒时的样子。
蒋英也是严密监视的牺牲者。她本来可以到意大利去，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剧女主角，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美式家庭主妇，连跟朋友出去兜风，都得平躺在后座上。蒋英回忆道：“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为了不使先生和孩子们发生意外，她连保姆都不敢雇。
钱学森回忆说：“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两弹元勋’郭永怀）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
“那段时间，钱家的摆设非常简单”。郭永怀的夫人李佩讲，“钱家空空如也，客厅里只有一张餐桌，几把椅子，一架钢琴，还有三只手提箱。钱学森说，一旦美方同意他回国，他和蒋英拎起这三只手提箱就可以马上动身。”
“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在外人看来，钱学森“状态不好，像变了一个人”，但在书斋里，他还是那个智慧超群的“天才”。继续工作和教学之外，他转换研究领域，又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两大领域。
钱永刚曾揭秘钱学森的成功之道，在他看来：“搞清了系统科学，也就搞清楚了钱学森为什么不仅能在过去，更能在未来产生更深远影响的根源。”
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在最后不显眼的地方，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们现在完全有把握，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组成高可靠性系统。”
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为什么敢在连解放卡车都造不出来的情况下，跟领导说行，说中国能造导弹？原理就在这句话上。
火箭、卫星、人造卫星，航天的成果背后，都有这套系统科学的思维。显然，在这被困的五年，钱学森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一穷二白的祖国做事。
1955年夏，钱学森在回国前向老师辞行时，手里拿的就是《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74岁的冯·卡门百感交集，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1954年6月，《科学美国人》想要刊登钱学森的贡献，钱复函说，不希望其名字列入《科学美国人》杂志，他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一员，我感到很耻辱。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只有一件事能让我父亲重返美国，那就是来自美国政府的道歉”
关于钱学森回国，普遍存在一种说法：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1955年6月15日给陈叔通的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并迫使美方同意钱学森离美。
不仅钱学森及家人这样认识，坊间是这样认识，而且在学术界也是这样的声音。但张现民利用丰厚的档案资料，通过扎实的论证，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识。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中国政府自从“钱学森案”发生后，便持续关注着事件动态，并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1951年10月5日，当得知美国可能将钱学森监送至台湾地区时，外交部立即提出两套方案：第一，如果钱学森被美帝驱逐，可能走到香港附近，电告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吴狄舟，“设法护送至穗”；第二，电告英国著名进步科学家，在美国方面动员力量予以救援，使钱学森不至于被送台湾地区。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开始商讨朝鲜战俘与中国留学生归国问题。会谈虽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性意见，却促使美国开始重新审核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国内呼吁和平，主张对中国释放善意，让美国在华被押人员得以回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也逐渐缩小了禁止离美的名单人数，最后聚焦于钱学森一人身上，即“只有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
1955年4月4日，美国正式宣布撤销对华留学生的回国禁令，借此“东风”回国的郑哲敏说：“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第一，他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来，告诉钱伟长。第二，是要求我回国不能太神气，做什么事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不定期的日内瓦会谈，成为“冷战”期间中美之间重要的外交通道，钱学森“惟恐错过机会”，不失时机地发出了那封传奇的“求援信”。
1955年6月，在小贩送菜的菜篮底下，钱学森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画报，上面有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齐聚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的照片。在照片中，钱学森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看到多年未见的熟人，钱学森眼睛一亮：为什么不写信给太老师，把自己的境遇告诉他，请求中国政府帮助自己返国呢？
“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钱学森写在烟纸背面的这封信情真意切。为了确保寄出，他让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笔迹书写信封地址。蒋英后来回忆说：
“我们开车到一个黑人最多的超市，悄悄把那封信塞到邮筒里。果真，这封信寄到了比利时。我妹妹也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赶快就把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赶快将信转给周总理。”
外交部解密档案，与蒋英的口述稍有出入：陈叔通并没有直接交给周恩来，而是转交给自己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张稼夫代表中科院致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7月21日陈毅做出“想办法”的批示，8月7日外交部在给王炳南的电报中，要求他在次日举行的会谈上运用“关于钱学森的例子”。
一般认为，这封信是争取钱学森回国的关键一环。就连周恩来在评价大使级会谈时也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然而，美方的档案显示，早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就达成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性意见。
先是6月1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态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第二天，美国国防部又给出书面报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约有五千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同学外已全部释放。……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
张现民认为，钱学森不是“要回来”的，而是因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误判”送回来的，8月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只是提供了一个正式释放钱学森的机会。
1955年8月4日，王炳南尚未出示“求援信”时，美国移民局就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9月17日，他们全家就踏上“克里富兰总统号”，在甲板上，路透社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来，钱学森答：“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6年6月，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给还在加州理工的郭永怀写信说：“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有了钱学森的前车之鉴，郭永怀为了顺利回国，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笔记。同船的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则受到美国的严格审查，以至于船晚开了两个小时。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有2290余人回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在1999年表彰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22人都是先后从国外返回的，只有于敏一人是“土生土长”科学家。
1966年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酸溜溜地评论说：这是“冷战”历史的一个讽刺，一个由美国培养、教育、鼓励、尊重，且支付酬金和信任15年的人，帮助中国共产党用导弹把第一颗原子弹送上天空。
中美建交后，曾有许多美国学术组织邀请钱学森重访美国，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斯访华，在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会谈时，基沃斯说，麦卡锡主义曾给钱学森带来不公正待遇，钱教授当年对美国国防科学做出那么大贡献，美国政府是欠他的债的，为了做出弥补，可以授予钱学森“美国国家科学勋章”。这在美国是最高荣誉，一般由总统在白宫亲自颁发。如果钱先生不愿访美，可以由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他勋章。可以说，这是美国高官第一次在钱学森问题上认错，但不是公开的。
对此，钱学森只回复了个便条，“我们中国人有国家的尊严，美方既不能为过去对我有不公正待遇表态，那我就不能再去美国”。
“有人劝他抓住这个机会，让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但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让我父亲重返美国，”钱永刚说，“那就是来自美国政府的道歉，只要政府中有人站出来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所作所为是错的，那就足够了”。
但是，终其一生，钱学森都没等到美国政府公开、正式的道歉和平反。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供图，本文参考：《羁绊与归来》张现民著；《蚕丝：钱学森传》（美）张纯如著；《他日归来》吕成冬著
来源北京日报|记者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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