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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楮币，宋朝时期的纸币由楮皮纸制成）是货币发展史上的较高级形态，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产物。
纸币一旦产生，就在货币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在南宋成为货币制度的中心问题。
>南宋端平元年（端平元年墨锭）
信用是纸币的核心。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因此它不具有贮藏价值，纸币的购买力受流通量的影响，如果流通中的纸币量大于商品交换中的实际需要量，纸币就会贬值，所以纸币的发行又是纸币保持价值的关键。
宋代纸币流通情况的变化就是围绕着信用和纸币发行量的变化而变化的，自南宋创行会子以来，多次讲求“称提”，但直到晚宋时期，“称提”这一词语才被广泛使用。
时人陈者卿说：“楮滞则称提之说兴焉。”晚宋时期，“称提”一词的使用十分频繁，“称提”纸币成为政治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
现今学术界对“称提”一词仍有不同解释。笔者基本同意贾大泉、叶世昌、汪圣铎等人的观点。
贾大泉认为，“‘称提是南宋纸币膨张后，讨论纸币的回笼、兑现，稳定币值的术语。即纸币‘折阅（贬值），用‘称提的办法稳定币值。
其主要内容是回笼纸币，以减少纸币的流通量。其具体办法是储备铜、铁钱，纸币减价时，用官钱收买纸币，用金、银、官田收兑纸币，用度牒、茶引、盐引等有价证券，甚至出卖官爵收兑纸币等等。其回笼纸币的指导思想是货币数量论。”
叶世昌认为，“称提”是南宋纸币管理的一个术语。
“称提”本是宋代、主要是南宋的一个普通的词汇，它的适用范围较广，既可用于铁钱，也可用于铜钱，还可用于物价，并不专用于纸币。
只是到南宋时它较多地用于纸币，是指在纸币出现严重贬值时政府在纸币管理上的一系列补救措施，目的在于维持或恢复纸币的购买力，使纸币的购买力经过“称提”后有所提高，而且不一定提高到同它的票面价值相一致。
汪圣铎认为，“称提者，设法使铸币、纸币比价均衡之谓也。”
可见，“称提”就是当纸币发行量过大因而贬值时，所采取的抑制纸币通货膨胀的种种措施。
关于宋代纸币的性质，笔者同意包伟民的看法，即宋代纸币不是信用货币，而是替代性纸币。
代用货币存在于贵金属货币流通阶段，一定单位的纸制品代表着一定量的贵金属，一定单位的纸制品能够与所代表的贵金属自由兑换，所以代用货币不过是可流通的一张实物收据。
因此，必须有足量的贵金属作为保证，即保证代用货币能够自由兑换。代用货币以其所能代表的贵金属价值进行流通。在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限度内，代用货币发行的多寡决不影响它的票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
只有在纸币的发行量超过这个限度时，纸币的价值就决定于流通中的纸币的数量，价值与数量呈反比例关系，多则贱，少则贵。
理宗时，楮币的贬值是当时社会财政危机的后果，也是南宋中期纸币贬值现象的延续。
从南宋立国到开禧北伐这一时期，从财政状况看，还是从无到有、从危到安，有某种好转趋向。
南宋王朝为应付战争、行政等各种需要，必须筹集大量资财，为此南宋朝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
如，征调折帛钱和月桩钱，征调经制钱和总制钱，推行经界法，搜刮川蜀财赋，加强禁榷收入、市舶收入的管理，出卖官告度牒、括卖官田等等措施。
这些措施使南宋政府在其统治的前期，渡过了财政危机，基本上满足了军需供应，保住了半壁江山，实现了财政上的暂时的、表面上的收支平衡。由于军队、官吏、皇室等支费和北宋相比都相差不远，而南宋的领土却较北宋减少了许多，这势必造成具体的一路一州向国家中央输送的财赋量增加。同时，国家为了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往往把一些开支项目设法转嫁于地方。
这样一来，造成了地方财政的严重困窘，随之而来的，人民赋税负担空前沉重，政府上下椎财是急，不顾百姓疾苦，椎剥百姓，取之无度。过重的赋税负担压得广大人民喘不过气来，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盘剥导致人民贫困化程度不断加深，这是南宋后期财税之源枯竭的根本原因。
通观南宋王朝的财政发展史，大体可以开禧北伐为界分为财政逐渐好转和骤然滑坡两个历史时期。
自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至开禧二年(1206)南宋王朝共度过了四十三年比较安宁的岁月。在南宋立国至开禧北伐以前，财政从无到有，从危到安，逐渐好转。大约在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南宋财政达到最佳阶段。到宁宗开禧元年时，财政收支尚可勉强维持平衡。可是，开禧北伐开始后，财政就难以支撑了。开禧北伐对国家财政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自此以后，南宋财政每况愈下。即使在嘉定和议之后，财政也仍然没有恢复元气。理宗即位后的宝庆、绍定十年间，理宗受史弥远控制，内政不修，政治黑暗，外部金朝垂亡，蒙古崛起，战事不断，战争经费有增无减。
同时，山东“忠义”乘势而起，周旋于宋、金、蒙古之间，叛服不常，南宋为招抚、镇压他们也投入了不少的兵力、财力。这些因素使宝、绍时期的财政更不景气。自端平、嘉熙至淳祐的近二十年间，理宗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他在食盐专卖、楮币发行、屯田措置方面进行了整顿，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财政危机比较严重的背景下，理宗端平亲政后，急于求成，于端平元年策划收复三京之役，其对财政的影响是很坏的。南宋联蒙灭金，财力消耗很大。战事一开，钱粮物资调度频繁，公私之积遂至扫地。
不论军事上战略战术怎样，单从国家财政实力来说，用兵河南消耗过大，财力难以应付，易取而难守，不能打持久战，只能招致失败。
三京之役失败后，吴昌裔讲出其对国家财政的消耗之大：
“兵民之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粮食之陷失者，以百余万计。凡器甲舟车悉委伪境，而江淮荡然无以为守御之备…凡边民之骸骨相枕，国家之膏血无余。”
嘉熙时期的财政，比端平年间的财政更加困难。嘉熙四年(1240)，杜范指出：“仓廪匮竭，月支不继，上下凛凛，殆如穷人，昔所无也。”
进入淳祐年间，经过理宗的用心整顿，淳祐前期财政有所好转，但是随着政治逐渐转向昏浊，宋蒙战争也趋向紧张，财政危机愈发加深了。
表现在不仅中央财政危机，州县财政也普遍入不敷出，“预借”之风盛行，寅吃卯粮现象十分严重，财政危机向纵深发展。理宗在淳祐末年逐渐丧失了端平以来励精图治的锐气，到宝祐时，出现阁妃恃宠骄横，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奸相丁大全弄权浊政的局面。
同时，蒙古于宝祐元年(1253)，攻灭大理，开始从北、西、南三面夹攻，意图消灭南宋。南宋被迫在漫长的边境上布防阻击，军费的支出是相当多的。内政不修，强敌压境，宝祐时期的财政继续恶化。开庆元年(1259)，蒙古大规模攻宋，形势危急。
适遇蒙哥汗在四川钓鱼城前线受伤而亡，此时围攻鄂州的忽必烈急于回去争夺汗位，主动撤军北还。在鄂州督师的贾似道由此侥幸得到“再造宋室”的美誉，入朝执政，晚宋历史进入贾似道弄权乱政时期，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支出，不思节流，只是一味搜刮，实施了天怒人怨的公田法、打算法等敛财手段，使财政危机日甚一日。以上对理宗统治时期的财政状况进行了一个大概的回顾。
财政危机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南宋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应付日益膨胀的开支，开始大量增发纸币。
正如时人吴潜所说：
可见，当时国家之需，很多支出都依赖楮币，如和籴粮米、军饷、水旱灾害救济、平息人民起义等等，都以楮币来应付国家所需，因此说楮币是“国家之命脉”，一点不为过。
由于南宋后期，战争形势紧急，战事增多，经济凋敝，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空乏，朝廷生财无道，只好不断增加纸币的发行数量。由于巨大的财政赤字，需要发行纸币来填补，所以纸币发行数量一涨再涨，竞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
相应地，会价也就失控和不断下跌。会价的下跌带来了新的社会经济问题，造成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混乱，也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
南宋东南会子的产生，是宋代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直接来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这种便钱会子出现于北宋末南宋初，为临安府经营交引铺的富商所创，在经济生活中确立了信用。至绍兴三十年，钱端礼知临安府，将会子收归临安府统一发行，从而由民营转变为官营。
当年七月之后，户部开始代替临安府发行会子，这样它由流通于江浙一隅的地方性纸币发展成为流通于南宋大部分地区的全国性纸币。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宋廷设立行在会子务主管发行，它取得了法定货币的资格。
至孝宗乾道四年，宋廷定立会子的兑界和界额，将它纳入规范化的轨道，开始发行第一界会子。
据汪圣怿考证，东南地区从北宋晚期民间就流行私营兑便会子，后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收归官营，会子初发行较为顺利。
第八、九两界分别为二千四百七十七万贯、三千七百二十三万贯。第十、十一界各为四千万贯。
开禧北伐后，军费支出巨大，会子数量大增，导致第十、十一、十二三界会子并行，第十界为约三千六百三十三万贯，第十一界约四千七百五十九万贯，第十三界约五千五百四十八万贯，总发行数达到一亿四千万贯，这时纸币通货膨胀，会子“折阅”即贬值现象十分严重，朝廷也开始采取措施整顿会子。
嘉定以后，发行第十四、十五两界会子，起初发行了八千万贯，但是随后由于财政需要又有增印，十四界约达到一亿一千三百万贯，十五界约达到一亿一千七百万贯，两界几乎达二亿三千万贯，超过了开禧时的数量。
绍定年间，第十四、十五、十六界这三界会子并行之数为三亿二千万贯。端平时，第十六界会子为一亿三千万贯，第十七界会子一亿四千万贯，两界并行为二亿七千万贯。当嘉熙、淳祐之交，第十六、十七界会子已共有五亿贯。
在淳祐六年时，第十七界为四亿二千万贯，第十八界新出为二亿三千万贯，两界共约六亿五千万贯，这不包括不断增印的和奸民伪造的，这是东南会子见于记载的最高数额。
淳祐六年二月，“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表明政府对会子价值的支持，“以坚民信”，当时整顿楮币的决心可以说是很大的，办法也是可行的。
在整个淳祐时期，救楮的记载不绝于书，既是当时财政经济的现实迫切需要，也表现出了理宗治国的热情、能力和成效。从治理楮币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理宗淳祐变革的深度和广度。
理宗对于“称提”楮币这一关系国家经济命脉、民生休戚、社会安定的大事，高度重视，非常留心，投入了大量精力，与群臣一道讨论、讲求整顿楮币的理论、方略，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法令条规。
具体来说，理宗在淳祐时期采取了如下几种救楮币的措施：
(一)在治国指导思想上，反复向大臣宣讲，救楮是当时急务，应当放在整顿财政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淳祐五年(1245)，“上曰：盐楮是今日急务。”理宗曾说：“楮币边事，信是当今急务。”“朕尝谕大臣讲明楷币及边备二事，其馀碎务，原不必劳神。”看来，理宗把楮币与边防军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两个最大的“国是”，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
(二)任用专人负责措置楮币，加强对整顿楮币的领导。同时，也为了称提会子，专门制定了相应的官员考核办法。端平二年，理宗以权兵部尚书徐铸、监察御史丁伯桂同提领会子所官，办理会子收换事宜。嘉熙二年，又以李宗勉负责财用，余天锡负责楮币。淳祐十二年，又以吴潜专任数楮之事。
淳祐十二年正月，“上日：数楮事不可缓，吴潜可专任此责。”当吴潜欲推辞时，理宗下诏曰：“朕以二三执政，皆天下之选，心同志合，无往年形迹之疑，故以楮币一事俾卿专任，面谕已详，胡尚谦执？宜亟祇朕命，凡茶盐钱谷与楮相关者，悉新是图，以底成绩。”
理宗的话已经显出他非常焦急，对吴潜等人也抱有很大的期望。在任用专人负责楮币事宜的同时，理宗加强了对官员治理楮币政绩的考核。淳祐八年四月，臣僚言：“两界会子既永远行用，宜立殿最之法，以为称提之助。”淳祐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把稳定会价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项目。
(三)加大回笼楮币力度，少印行新楮，回收旧楮，力图减少市场上楮币的流通量，以提高楮币的价值。
楮币的折阅贬值，是因为发行量过大。端平年间，知泉州南安县徐鹿卿说：“存旧所以扶新，减旧所以扶旧。”
相应地，少发新楮，收诚旧楮，则是称提的主要手段。在宋廷实施称提、收减楮币的政策下，楮币价值也时有回升。
(四)允许臣民以楮币折纳赋税，用意有二，既是为了收用楮币，也是为了提高楮币的信用，使百姓愿意使用楮币。
以楮币准钱输纳赋税是一个力挺楮币信用、提高币值的务实之举。固然，朝廷也是冒着楮币贬值、财政收入亏损的风险。
(五)制定法律条令，严厉打击伪造楮币之风，惩处伪造楮币以敛财、扰乱经济秩序的奸商奸民。
淳祐元年，“诏敕令所修伪造新会、楮改旧会、盗卖会纸之令。”
理宗在和徐元杰讨论楮币时，徐元杰说：“须严伪造之禁。”理宗曰：“伪造之禁不严，则真伪莫辨，其直愈损。”淳祐七年时，“伪造成风，为楮币蠹。”洪天骥任福建建宁县尉时，曾经严加整治。淳祐十年，都省言：“铜钱泄漏，伪会充斥，奸民无所忌惮。”
诏令：“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许告，推赏，不告连坐。”由于伪造楮币之风盛行，朝廷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经济秩序遭到严重干扰，给称提楮币带来了很大的阻碍，虽然朝廷对伪造楮币问题进行了严厉整治，但是并未彻底刹住伪造之风。
(六)作为挽救楮币的一项重大措施，宋廷决定十七、十八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
淳祐八年秋，“秤提会子，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永远行用。”
确定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永远行用，是淳祐年间理宗君臣称提楮币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一种大胆创造。
一方面，可以免除由于不同“界”的新旧会子之间的发行、兑换的繁杂手续，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扶持会子信用的重要方法，向臣民表明朝廷对行用会子的坚决态度，“不立界限以绝其疑”。应当说，这是理宗淳祐年间称提楮币过程中的一个积极成果，有利于楮币的长期稳定行用，也有利于政府对楮币进行管理。
应当说明的是，以上所述只是淳祐年间宋廷称提楮币的几项主要措施，另外还有一些办法，如以盐权楮，实施钱会中半制度，加强楮币流通。
淳祐年间，理宗和臣僚为称提楮币可谓绞尽脑汁，想了不少办法，采取不少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收效。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纸币严重通货膨胀的问题。正如袁甫所说：“朝廷措置会子，其说每变矣，然每变每失，而迄无成效。”
究其原因，主要是庞大的冗兵、冗官和宫廷浪费，使政府财政支出过大，造成大量赤字，从而引起通货膨胀。晚宋纸币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所以，抑制它的根本办法应当是压缩需求，减少支出，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趋向大体平衡。晚宋时的杜范、王迈、许应龙等人提出了称提的关键在于“节用”的鲜明观点，可谓真知灼见！
杜范说：“欲楮券之省造，不为民病，则莫先于节用。”王迈说：“欲重楮，自节费始。”
许应龙说：“尤有节用一策，言者虽多，然节其小而不节其大，所增能几？”从这个根源来说，当时许多称提之术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只能像扬汤止沸一样，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
“称提”楷币，作为理宗淳祐再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由于急剧乃至恶性通货膨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由于理宗变革的不彻底性，称提之策每每出于权宜之计，政策屡变，造成了不小混乱，又有不少措施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执行过程中遭到非议和抵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是其不足之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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