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6日，开国元帅罗荣桓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主席倍感痛心，写下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戴安澜烈士墓（戴安澜牺牲于哪场战争中）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主席一生作诗词甚多，但以律诗吊挽将军的，却只有两首，除了罗荣桓元帅外，另一位享此殊荣的却是一位国民党将军。1943年3月，毛主席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海鸥将军千古》：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这位海鸥将军，名叫戴安澜，1942年初率国民党第五军第200师随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在东瓜保卫战中，戴安澜率200师孤军奋战，毙伤日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在奉命收复棠吉的战斗中，戴安澜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随从副官受伤，一名卫士牺牲。战至午夜，棠吉被攻克。
毛主席在挽戴安澜的诗中，也盛赞了这一战斗：“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在东瓜保卫战前，戴安澜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抱着必死决心，他还给在国内的妻子写了一封遗书：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东瓜即同古城)，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端公即为戴安澜叔祖父戴端甫，知名爱国人士。戴安澜人生道路引路人。2月28日，端公于广西全州病逝，戴安澜因奉命远征，未能亲临送葬。)仙逝，未及送葬。
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
东瓜保卫战终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被蒋介石称作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但戴安澜也无力挽救中英联军在缅甸的全面溃败。1942年5月16日，戴安澜率部突围，悲剧终于发生了。200师在通过朗科地区时中了日军埋伏，戴安澜在激战中腹部中弹，伤势严重，仍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突围。
在最后时刻，戴安澜让部下帮助整理了一下衣冠，扶起他向北方瞭望，嘴里喃喃地说：“反攻！反攻！祖国万岁！……”1942年5月26日，戴安澜将军伤重不治，牺牲在异国他乡，年仅38岁。临终前，他将部队交给副师长郑庭笈，并拜托他回国后多关照自己几个年幼的儿女。
作为一名将军，戴安澜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者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作为父亲，他还没来得及给予儿女们足够的关爱，此时他的长子覆东才14岁，幼子澄东更是仅仅2岁，甚至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容貌。
戴覆东出生在1928年，日寇在这一年制造了“济南惨案”，残杀中国军民数千人，戴安澜闻讯义愤填膺，誓雪国耻。他给儿子取名覆东，意思就是覆灭东洋。往后的其他几个孩子，名字都与抗日大业息息相关。女儿取名“藩篱”，意思是设置屏障，巩固国防，抵御外族侵略。次子取名“靖东”，寓意是绥靖平定东洋的侵扰。幼子取名“澄东”，意思是进一步澄清东洋（鬼子）侵华的一切后患。
四个孩子承载了父亲抵抗侵略，为国雪耻的豪情。为国捐躯的父亲是他们毕生的骄傲，但他们也不得不承受幼年丧父带来的生活艰辛。他们的母亲，一个农村出身的小脚女人，迸发出让人难以想象的对困难和痛苦的承受能力，抚养几个孩子长大成人。
戴安澜和妻子王氏的婚姻是父母定下来的，1927年1月5日，王氏从家乡安徽无为赶到广州，与已经从黄埔军校毕业成为国民党军官的戴安澜成婚。王氏目不识丁，甚至没有大名。戴安澜给她取名为“荷心”，意思是作为军人的妻子，日后的生活会像荷花的莲心一样苦涩，因此必须要有坚忍的精神。
王荷心结婚后，努力跟戴安澜学习文化，不到一年就能够书写家信。戴安澜很高兴，给她改名为“荷馨”，意思是荷花已经散发出馨香。看得出来，戴安澜跟王荷馨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他们却极为恩爱。直到80年代，当戴安澜的孩子们见到父亲当年的战友杜聿明、郑洞国、郑庭笈等人时，谈到他们的母亲，这些老人都还会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贤妻良母。”
戴安澜为国捐躯时，王荷馨年仅35岁，带着四个孩子的她终身未再改嫁，生活过得极为艰难。90年代初，戴复东（覆东）在北京见到父亲当年的老部下郑庭笈，这位当年被戴安澜战场托孤的将军也已经垂垂老矣，他紧紧拉住戴复东的手，泪水潸然而下。老将军已经愧疚了半辈子，特赦以后一直想去看看老长官的子女，却始终不敢去。
戴复东安慰他：“有郑叔叔牵挂，我爸爸也会感到欣慰的。说到我们兄妹的成长，我只想说一句话，要不是解放，戴安澜的子女是上不了大学的，就是考上了，也读不起！”
郑庭笈难以置信：“为什么？戴安澜是国共两党公认的英雄，你们是烈士家属啊！”
郑庭笈确实无法理解。当他被关押在功德林，子女因为其战犯身份而找不到工作，升不了学，妻子不得不跟他离婚时，他仰天长叹，称自己若是在忻口会战中牺牲，就会成为国共两党公认的英雄，向戴安澜将军一样，子女也就成为烈士家属，日子肯定要好过得多。然而，他只说对了一半，戴安澜的子女当时的日子确实好过得多，但在解放前确实更加艰难。
戴安澜将军殉国后，作为校长、领袖的蒋介石的确表现得极为痛心，他在日记里写道：“闻戴师长死讯，如晴天霹雳。”据说还曾失声痛哭，称“此乃余五年来最痛心之事。”戴安澜的葬礼也极为隆重，蒋介石委托李济深主持，在广西全州湘山寺前举行有1万多人参加的国葬。此外，蒋介石还亲自为其赋诗：
戴安澜一直是蒋介石抗日的标杆，1933年就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荣获五等云麾勋章。1938年接连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获得宝鼎勋章。1939年，年仅35岁的戴安澜升任200师少将师长，在昆仑关战役中，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攻克日军最坚固的据点界首高地。他亲自指挥的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1942年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痛心”也就到此为止。不可否认，戴安澜的牺牲极大激发了国人的抗日热情，也为蒋介石的抗日形象增添了光彩。至此，他对于蒋介石及其政府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至于他的家人处境如何，似乎也是“鞭长莫及”了。
有人建议以戴安澜的名字建一所职业学校，培养人才，建设国家，王荷馨感念丈夫生前理想，欣然同意。为此，王荷馨捐出了所有的抚恤金20万法币，在广西余州建了一所“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她虽然出钱办学，但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校长，还特别禁止子女到学校去沾一点点光。
抚恤金全部捐了出去，戴安澜留下的积蓄也不多，王荷馨一个小脚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可想而知。很快，一家人就被迫要变卖家里的东西过日子，有时候急等钱用，就干脆把东西卖给左邻右舍。他们的邻居基本上都是戴安澜生前同僚们的家属，此时却趁人之危，一个劲地杀价。
郑庭笈听到戴复东跟他讲这段经历时，气得浑身发抖：“告诉我，是哪几个狗杂种如此无情无义、丧尽天良？就是去了台湾，我也不会放过他们的！我那两个兄弟郑介民和郑挺锋，在台湾有权有势得很呢！”
戴复东看着这个年近九旬的老人，淡然一笑道：“过去的事情了，我只是向郑叔叔倾吐一下而已。”彼时，戴复东也已经是年过花甲之人了，谈及往事自然是云淡风轻。但在当时，年幼的戴复东经常在酣睡中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边哭边对他说：“人在人情在啊……”
直到1949年，蒋介石政府才重新又想起戴安澜将军来，派人来要将他们一家人带着撤离。此时，王荷馨却坚定地对他们说：“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绝不离开他。”这是王荷馨对丈夫的忠贞，也是看透国民党政府人情淡薄后的凄怆。
如果有可能的话，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靠要告诉王荷馨，她当时做出了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杜聿明被俘后，曹秀清被裹挟到台湾，受尽人情冷暖，一个儿子因为得不到资助而自杀身亡，另外两个儿子在台湾受尽压迫。最终，老太太历经万难回到大陆，与杜聿明团聚。
王荷馨选择留在大陆，其本意或许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贞，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让她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改善。刚解放时登记财产，他们家的全部财产仅仅有半袋大米。戴安澜将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他的家人却过着如此生活，着实让人愤慨。再回看当初蒋介石的日记与眼泪，又是一种怎样的讽刺。
解放初期，王荷馨开始每个月可以去街道领取救济粮，戴复东每个月可以在学校领取助学金。后来，王荷馨在上海杨浦区街道当了治保主任、军烈属组长，每个月可以领取固定工资、加班补贴。而她的子女们，也都考上了大学，有了出息。
戴复东1952年7月在南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到了同济大学任教，1983年被公派至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与规划研究院作访问学者。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作为建筑学与建筑设计专家在半个多世纪里，戴复东主持设计了近百项工程。
戴安澜将军的二女儿戴藩篱是上海的政协委员，在此之前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解放军文书。1995年退休后又成为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团员和上海市黄埔同学会亲属联谊会干事。
戴靖东也没有走父亲戴安澜的从军之路，他与大哥戴复东一样，大学毕业后成为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之后移民美国。
戴澄东1964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是我国水利高级工程师。戴澄东先生曾经担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等职。
戴安澜将军于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向其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于1979年重新整修了墓地，并树立了石碑，碑上镌刻着“戴安澜烈士墓”六个大字。
在郑庭笈将军弥留之际，戴复东将父亲墓碑的照片递到他手上，老将军看了泪水夺眶而出。他记得戴安澜的灵柩运到安徽老家安葬时，并没有墓碑。主持安葬仪式的杜聿明还告诉他，棺木不要埋得太深，因为“如果国民党江山不保，此坟还得葬一次。”国民党江山果然不保，但戴安澜烈士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