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眼是怎么失去的
>肖应棠(肖应棠将军图片)
关于刘伯承失明的右眼,曾有许多种传说。有的说是被蒋介石用枪打瞎的,有的说是犯眼病瞎的……众说纷纭,莫衰一是,其实都属不实之词。1917年8月,“讨袁之役”失败后的刘伯承逃到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改组后称“中华革命党”),并受到孙中山先生所派特使的召见。孙中山的特使在召见他时曾谆谆告诫:“窃国大盗袁世凯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打出了洪宪皇帝的招牌,正式宣布明年登基加冕,复辟封建君主制度。革命党本部决定,全党同志全力以赴,组织武装、兴师讨袁。本部决定你速返川东,组建川东护国军,起义护国,川东是你长期战斗过的地方,人熟地熟,相信你能不辱使命,马到成功。”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回川后刘伯承立即联络旧部和奉节的“哥老会”,并策动涪陵的警备队等武装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护国军第一支队。1916年3月中旬,为了配合护国军主力在川南与袁军作战,刘伯承率护国军第一支队准备攻克长寿县,以牵制敌人兵力。刘伯承根据长寿易守难攻的特点,积极争取长寿城内的警备队起义,警备队在护国军的策动下准备起义,但当刘伯承率队攻击时,警备队却发生变故,护国军伤亡很大,只好转向和长寿位置相似并很重要的丰都前进,准备夺取丰都。丰都,是袁军从水路入川的必经之道。历史上被文人墨客称为鬼城。刘伯承率队行至丰都三十里的马口垭时,派人进城侦察敌情。当时,丰都守敌总数两个团,不论从装备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护国军,按正常情况,护国军没有取胜的可能,但侦察员歼敌心切,就谎称城内只有守敌两个营。经过研究,刘伯承决定以“鬼”克鬼城,派康云程进入城内,里应外合,消灭守敌。三月三十日子夜,丰都城内万籁寂静。一群“鬼”出现在城门附近,守城的北洋军哨兵眼见判官、阎王、小鬼步步逼来,吓得魂不附体。于是,“鬼”们顺利地收缴了哨兵的武器,打开城门。刘伯承率领部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袁军虽然人多,但混乱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护国军,纷纷掉头奔逃,护国军很快占领了丰都城。逃出城外的袁军从枪声断定护国军人数不多,便伺机掉头反扑。刘伯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当他掉头招呼一个落在后面的士兵时,却不幸被一颗敌弹射中,子弹从颅顶射入,从右眼眶飞出,血流如注,他当即昏厥倒地。过了一会儿,刘伯承苏醒过来,他试图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却又重重摔倒在地上,他匍匐爬行,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水烟店前。这家水烟店的学徒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青年,他从刘伯承的军服上辩认出伤者是护国军,二话没说,就把他扶入店内,抓了两把水烟丝捂在伤眼上,说是水烟可以止血,然后又找了块净布将伤口裹好,为防不测,他将刘伯承藏在了店内的一间小屋里。
1923年6月,曹锟贿选,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举行示威,反对曹锟上台。同年十月,孙中山先生自任讨贼大元帅,兴师讨曹,他命令四川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在四川反抗北洋军伐吴佩孚侵川,这就是当时的“讨贼之役”,也就是发生在四川境内的南北战争。刘伯承当时任熊克武统领的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他虽是团长,但旅长张冲不大懂军事,所以,一到战时就给他安个总指挥的名义,让他指挥全旅。军伐刘湘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他经常告诫部下: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团长,他厉害得很,过去熊克武打了败仗,常常让刘伯承给他收拾烂摊子。”当时,北洋军伐曹锟为了扩大地盘,征服四川,派驻扎湖北的杨森为前锋,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及刘湘为内应。命令赵荣华等大举侵川,情况非常紧急,熊克武急令驻扎万县的刘伯承前去增援一师。刘伯承接到命令,一路与军阀鏖战,战杨森、救万县、屡战屡胜。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使他不得安生。正当刘伯承夺回万县,准备联络一师的时候,邓锡侯等军阀又准备联合攻取成都,熊克武又急电刘伯承西上解围。刘伯承鼓舞士气,在累战后又一鼓作气击败成都守敌,夺回成都。然而,吴佩孚又调整部队继续进攻成都,驻守在简阳的赖心辉吓得打算放弃简阳退至龙泉驿,龙泉驿是成都的门户,如若再放弃,成都必将失守。无奈,熊克武又命令正在追击敌军的刘伯承援助赖心辉,刘伯承不顾数日行军的疲劳,亲自到龙泉驿查看地形,步署兵力,一举击败了北洋军于学忠的部队,保住了成都,这就是有名的“龙泉驿大捷”。
虎口脱险在顺泸起义中
1926年5月13日,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以后,他开始真正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同年11月初,为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根据党的指示,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回到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在四川万县,刘伯承会见了当时在军阀杨森部队任党代表的朱德,两人又在重庆会见杨闇公,研究四川的起义计划。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和四川的形势,决定发动驻防顺庆、合川的秦汉三、杜伯乾、黄慕颜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共产党员)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共产党员)、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分别为二、三、四、五路司令。十二月一日,泸州起义首先爆发。泸州的驻军是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的三个旅。驻在长江右岸蓝田坝的第四混成旅,基础为前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第一军但懋辛部的第二混成旅,以前曾受过刘伯承的训练和指挥、战斗力较强,旅长袁品文,曾是刘伯承属下的一个连长、思想比较进步、倾向革命,1926年春、中共四川地委就曾派共产党员邓作楷做袁品文的顾问,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后来刘伯承又让童庸生拿着他的亲笔信找袁品文,动员他参加革命,进行起义。袁品文看到刘伯承的手笔,心情非常激动,明确表示愿听从党的指挥。所以,这个旅成了泸州起义的基础力量。在泸州的另一个旅,是驻扎在沱江岸边小镇上的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原是土匪,后来被熊克武的第一军收编,由于同在熊部,与刘伯承有旧关系,所以,这个旅就成了起义的联合力量。在泸州还有一个旅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是赖心辉的亲信,思想反动。由于这个旅独占着泸州的税收财源,与另两个旅有很深的矛盾,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障碍。由于赖心辉对袁品文的活动已有察觉,打算实行“宰割计划”,把袁品文旅调往江津,因而情况紧急。赖心辉的阴谋很快让袁品文识破,袁即刻与陈兰亭密商对策决定提前起义,并派邓作楷前往重庆向刘伯承汇报。但是还没等到刘伯承的指示,十二月一日,袁品文便假借办理“军事训练学校”学生毕业事宜,骗李章甫到兰田坝自己的旅部训示,趁机将其扣留、宣布起义。顺庆驻军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是隶属于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
“龙下凡”——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时,从红军内部看,形势已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就整个形势来说,敌情仍十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开始合围中央红军。如果不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将难以保全红军。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全部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这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天天派飞机在红军队伍上空转,并且命令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全力以赴占领金沙江各渡口,封锁金沙江,其他围追红军的部队都向金沙江收拢。红军若不能尽快渡江,仍有被敌人压在这一带的危险。情况紧急,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干部团抢占绞平渡。但是,由于龙街渡江面太宽,加之有敌机低空骚扰,一军团无法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也因水流太急,渡江未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军从绞平渡渡江。渡江任务全部压在了中央军委干部团的肩上,为便于指挥、万无一失,刘伯承亲自率领先遣队向绞平渡疾进。
死里逃生——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给两军的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但是,这种高昂的战斗激情却随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出现很快破灭了,刘伯承、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也在与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险遭不测。1931年初,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几年来,他完全主宰着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但是,懋功会议后,当他看到中央及中央红军的现状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这种膨胀驱使他产生了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为了解决会师后的军事行动问题,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南下,他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对,刘伯承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出于对红军的负责态度,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以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对政治局内反对的人十分恼恨,尤其象刘伯承这样一个非政治局委员也敢批评自己,简直象遭到了极大的污辱,难以容忍,但鉴于自己是极少数,他只有表面上同意了红军北上的意见。两河口会议后,红军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全军先头部队一军团马上行动,按计划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很快接近了松藩附近的毛儿盖,经过战斗,击溃了胡宗南,很快占领了毛儿盖。张国焘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赞成红军北上,但在执行上却一再玩弄花招,抑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的方针。他还公然提出“谁有军队,谁就应该当领导”。甚至提出要“改组中央”,并提出了一大批名单,同时他还指使人以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如不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则无法北进,无法顺利灭敌”。这些情况,中央已有觉察和预料,所以在两河口会议后,就派出了由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去帮助传达、贯彻两汉口会议精神,宣传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对此,张国焘非常恼火,他表面上欢迎中央慰问团,背地里却严格限制慰问团同广大官兵接触,把一些向中央慰问团反映情况的人隔离起来,甚至在慰问团到来前后杀害了个别了解他底细的人。尽管如此,中央慰问团仍然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许多情况,为了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刘伯承等人一方面耐心地和张国焘协商迅速北上的问题,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