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读者。关注我，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历史世界。
>报燕惠王书（报燕惠王书原文及翻译）
上一讲谈到乐毅给燕惠王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著名的《乐毅报燕惠王书》，后来不断被各种古文选本收录、点评、赞美。燕惠王看到这封信，至少可以明白两件事：第一，木已成舟，乐毅回不来了；第二，彼此相安无事才是今后最好的相处之道。
乐毅的老婆孩子不是还在燕国吗?这仅有的一副牌可以有狠辣和大度两种风格的打法。
狠辣的打法是抓了他们当人质，要挟乐毅，大度的打法是派人护送他们到赵国和乐毅团聚。
燕惠王选择了一条既很明智，又很有贵族范儿的中间道路：封乐毅之子乐闲（閒）（xián）为昌国君，让乐毅的家人在燕国安享荣华富贵。
乐毅也很识趣，往返于燕赵之间，充当两国的和平大使。
《资治通鉴》不曾交代的是，乐毅在燕、赵两国都有官做。
这种事情在战国时代并不稀奇，只不过到了司马光的时代，一仆二主的做派就会削弱乐毅的光辉形象了。后来乐毅死在赵国，葬在邯郸郊外，他的儿子乐闲继续在燕国享受封君待遇，直到30多年之后，燕惠王和乐毅的这段往事又在燕王喜和乐闲身上重演，这是后话。
乐毅的传奇一生就到此为止了，而乐毅后来之所以成为了一个格外响亮、耀眼的文化语码，除了他本身的事迹特别精彩，除了《乐毅报燕惠王书》不断被人传诵之外，还因为历代名人以各种形式连番加持。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自比管仲、乐毅。诸葛亮的偶像，还能错得了吗？
曹魏那边也有名人推崇乐毅，他就是魏晋玄谈当中的领袖人物夏侯玄。
夏侯玄写过一篇《乐毅论》，认为乐毅之所以迟迟攻不下莒城和即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乐毅要行王政，王政就是要有春风化雨的功夫，不能霸王硬上弓。虽然败了，但不是乐毅的能力问题，而是“不幸之变，世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意思是说，坏运气来了，谁都预料不到，功败垂成只是时也运也。
今天我们读夏侯玄的《乐毅论》，觉得这些见解无非是老生常谈，但我们必须想到的是，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这篇《乐毅论》太出名了，影响力太大了，被后人广为接受了，所以才成为了老生常谈。而在夏侯玄撰文的当时，很多人批评乐毅之所以迟迟拿不下莒城和即墨只是因为能力不足，这才激起了夏侯玄要为乐毅洗刷名誉的冲动。
这还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司马光看到的乐毅搞绥靖的那些史料，在夏侯玄的时代还没出现。也许正是受了夏侯玄《乐毅论》的影响，才有人编造出了那些内容，才有司马光轻信了那些内容，把它们采录进了《资治通鉴》。
但是，《乐毅论》如果仅仅因为内容出彩，还不足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它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羲之的加持。传说王羲之用正楷抄录了这篇《乐毅论》给儿子王献之，这就不得了了。
今天说起书法，最基础的字体就是楷书，入门总要先学楷书，这就很容易使我们产生一种误解，认为楷书是各种字体的始祖，其实楷书反而出现得很晚，它在王羲之的时代还是一种新兴的字体。那么可想而知，出自王羲之手笔的一幅楷书精品该有多么受人追捧。
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也是一位书法名家，在他留下的记载里，不但梳理了王羲之《乐毅论》的流传脉络，而且顶礼膜拜，奉之为“正书第一”，也就是所有楷书作品里最出色的一幅。
到了唐朝，唐太宗是书法爱好者，酷爱王羲之，《乐毅论》自然落入皇家内府。根据当时的名臣兼书法家褚遂良的记载，贞观（guān）十三年四月九日，奉皇帝之命取出内府收藏的《乐毅论》，这可是王羲之的真迹啊，安排冯承素临摹了6份，分别赐给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和杨师道。
今天我们看到的《乐毅论》有好几个版本，都是摹本，真迹已经不知所踪了。有的摹本最后有题跋，说这就是褚遂良当时记录的6个摹本之一。到底是不是，没人知道。
北宋年间，《乐毅论》再次成为皇家藏品，但那时候就已经搞不清收藏的到底是真迹还是摹本了。但即便是摹本，也一定是很高明的摹本，它曾经出现在曝书会里，让与会者留下了叹为观止的记载。
北宋大约就是从宋神宗时代起，兴起了一种叫作曝书会的活动，是由皇家图书馆发起的。图书馆里收藏书籍字画并不容易，既要防火，又要防潮。防潮的办法主要就是曝书：每年仲夏，找个晴天把书画拿出来晾晒。但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想成曝晒，那就晒过了。
真正的曝书既要通风，又要避免阳光直射。
曝书这件事由来已久，并不新鲜，曝书期间允许朝臣们进入皇家图书馆顺便看看书，欣赏一下字画，这也不新鲜，宋神宗时代的新鲜事，是给曝书期间来看书赏画的朝臣们赏赐一笔酒食费用，于是原本仅有功能意义的曝书，就变成了文人雅集性质的曝书会，风雅得紧。
梅尧臣写过一首长诗记述自己参加曝书会的见闻，其中说到“羲献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轴光疏疏。最奇小楷乐毅论，永和题尾付官奴”，意思是说，自己亲眼看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真迹11卷，其中最出色的就是王羲之的小楷作品《乐毅论》。所谓“永和题尾付官奴”，说的是在《乐毅论》全文写完之后，王羲之有个落款，写的是“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官奴”很可能就是王献之的小名。
《乐毅论》真迹的下落问题，宋朝人有两种很有传奇色彩的说法。
沈括说当年王羲之抄写《乐毅论》并不曾写在纸上，而是直接写在石碑上。由石匠直接刻碑。唐太宗收藏的所谓真迹，并不是书卷，而是石碑。唐太宗驾崩，石碑做了陪葬品，埋入昭陵。后来五代年间有军阀盗墓，《乐毅论》石碑这才重见天日。又有传说在唐太宗下葬的时候，太平公主拿赝品替换了石碑真迹，所以石碑真迹并不曾埋入昭陵。
无论如何，沈括说自己亲眼见过这块石碑，当时石碑已经有破损了。后来石碑碎裂，收藏家用铁给它做了加固，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传世的那些《乐毅论》都是摹本，水平明显比真迹逊色。
另一种说法来自程大昌，说唐太宗收藏的《乐毅论》不可能是真迹，只是高水平的摹本而已。这份摹本后来归了太平公主，等到太平公主落败，咸阳的一名老阿姨偷走了它。官府追捕得很急，老阿姨怕逃不掉，只好销毁赃物，把摹本扔到灶里烧了，致使方圆好几里地芳香弥漫。
两个人的说法也不知道孰是孰非，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真伪莫辨的传奇使《乐毅论》成为了《蒙娜·丽莎》一般的存在，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
今天我们看到的各个版本的《乐毅论》都是摹本，甚至是摹本的摹本。
我最喜欢的一个摹本是明朝万历年间出身于徽州收藏世家的吴廷的摹本，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
我们只要抛开厚古薄今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书画其实也是不断演进，越变越好的。虽然见不到《乐毅论》的真迹，无从比较，但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吴廷摹本的时候，我很难相信早在王羲之的时代就能出现如此高水平的楷书。
当然，古人不会像我这样想问题，在他们对王羲之的无限崇拜里，《乐毅论》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被一代代人反复赞叹，反复摹写，这就让夏侯玄所勾勒的乐毅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只有少数人偶尔唱唱反调，比如爱唱反调的苏轼，但在乐毅这个问题上，即便是苏轼这种文化巨人唱出来的反调，都被湮没在主流的滔天巨浪里了。
乐毅的内容就谈到这里了，下一讲我们又该转换视角，看看田单在光复齐国之后马上面临的全新难题。我们下一讲再见。
欢迎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下期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