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完成了一次中国统治结构的模式升级，皇权和八旗共治天下。这是中国统治模式的重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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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诸侯，发展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国家的逻辑由家天下和家国一体，转变成了天子和雇佣官员共治的国家政体。虽然皇帝本人贵为天子且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但皇权被包裹在皇家小家庭内部，皇家只有皇帝和太子两个人在国家结构中拥有确定的职位，皇权对国家的治理需要借助庞大的文官系统，从皇家内堂传递到帝国最远端，哪怕是在京城，皇权都必须借助层层级级的行政官员实现。皇权是孤立和单薄的。
秦二世而亡，引发了汉初对皇权的思考，皇权和皇家势单力薄，缺乏地方势力支援和策应，很容易陷入政治孤立。秦始皇死后，他的继承权问题直接落入赵高和李斯手中，并没有一个可靠的皇权维系体制。刘邦死后，他的继承权问题落入吕后集团的操纵，而后的一系列传承也都离不开外戚、权臣和太监，唐朝更是唐穆宗在内直至唐朝灭亡的9任皇帝中，有7任皇帝是宦官拥立的，只有唐穆宗之子唐敬宗李湛和唐朝末帝哀皇帝李柷不是由宦官拥立。明朝有所转变，太监虽然对皇权没有构成威胁，但文官系统和皇权的分立，使得皇权被架空，国政流于文官系统的道统逻辑而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客观的讲，历史上的皇权都需要一个包裹自己的执政核心圈，在皇权和国家行政权之间，在皇家和民家之间，除了雇佣官员以外，皇家还希望存有一个特定的被动员的群体，对上迎合皇权作为皇权直接的附庸，对下作为皇家的代表，将皇权直接投射到帝国政治和地理版图的特定区域，占据关键的权力节点，从而确保皇权的直达性和有效性，对抗庞大行政体系对皇权的消解和稀释。
无论这种认识是否是主动和自觉的，王朝和历史都需要这样一股力量和群体，来填充皇权与国家之间的空缺。秦始皇连皇后都没有，人脉的单薄就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体制安排。西汉朝先是分封和外戚并行，解决了天下初定之后家天下到皇权过渡问题，后来的结果是两者都直接对皇权发起挑战。东汉则是外戚和宦官相互算计陷入死亡螺旋。唐朝初期的兴盛似乎是一种君臣共治的格局，但由于文官系统的流动性，使得这种共治注定无法维持长久，而科举人才产生的随机性，也决定了科举人才和皇权的结合只是知识载体和皇权的结合，而不是一个稳定团体和皇权的结合。宋朝黄袍加身，得位不正，不得不与奸相和神权结合来维持政权稳定。明朝最初形成了朱标和元勋集团共治的可能性，但朱标一死，朱元璋彻底否定了这个体制。最终转进了太监填补皇权和行政权的境地。清朝运气比较好，一开始八旗就是十多万人，经过长期的动员和整合，正好可以作为外派的各个层级的官员和军队，派驻全国各地和各个权力机构，既参与行政体系的统一管理，又在八旗体制内直接受命于旗主和皇权，形成了皇权和行政权对国家的双重管理机制，而这种体制对于皇权本身在八旗内部也预留了较大的博弈性，无论是顺位继承，还是特殊情况下，清朝的皇位更迭在统治阶级内部都存在博弈的痕迹和体制安排，这才既保证了皇权的严肃性，也保证了延续性。
如果满清没有如此完善的国家体制，就不可能完成对边远地区如外蒙、新疆和西藏的全面占领，也不可能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千年大变局中，守住基本盘，并在最后关头，皇族和八旗全体共同进退，一起全身而退。整个清朝，既没有太监干政，也没有外戚专权，权力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实现较为理想的流转和维持，满清虽然在与帝国主义的博弈斗争中往往处于下风，但总体上看，该打的战都打了，该进行妥协的地方也都有人去妥协，而不是像明朝末年时，大家默默看着东家破产，既不战也不降，既不做点自己该干的事情，也还要阻止东家自救。而这个东家在拯救自己性命的关键时刻，还舍不得花掉自己的小金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