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廖仲恺遇刺之后，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抓起安全保卫工作以及情报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开始培养早期的保卫干部已经情报工作者。
伴随这件事同时进行的是，党的“动员”工作也开始由公开的专为“秘密进行”。为了能够更好的保卫中央，更好的开展工作，很多党员、团员的身份都不再公开。
这些不被公开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的意思（乱世用重典是什么意思）
故事开始的地方是贺龙的指挥部里面，时间是1927年7月31日晚间10点左右。
此时的贺龙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第二天的起义，时间已经确定为8月1日凌晨4点。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两个部下20军1师师长贺锦斋和1团团长刘达五突然慌张闯了进来。
贺锦斋是最早开始追随贺龙的部下之一，他的性格稳重，身经百战的贺锦斋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是不会慌张的。看到眼前“一反常态”的贺锦斋，贺龙赶到了事情一定不得了。
等到贺锦斋、刘达五两个人把事情说完之后，脾气火爆的贺龙也开始拍起桌子来。原来，就在这临近起义的时候，他手下的副营长赵福生逃跑了。
赵福生是贺龙的老部下了，他个头小，为人也机灵，虽然当兵的时间不长，但深受长官的喜爱，职务升起来也很快，曾经是20军原参谋长陈图南的心腹。
说起来，陈图南也是追随贺龙的老人了。贺龙当川军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他就是参谋长，贺龙在第9军第1师当师长的时候他还是参谋长，等到贺龙成了20军军长的时候，他依然是参谋长。
在北伐的时候，陈图南也是战功赫赫，同贺龙是生死搭档。可就这样一个老部下，却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背叛了贺龙，打算谋划兵变，暗算贺龙，带兵投奔蒋介石。
后来陈图南所谋败露，被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处决。赵福生也参加了这次叛乱，他甚至还从部队里面带走了30多个人，要去投奔蒋介石。
但走到半路的时候，赵福生又被贺龙所派去招抚的人劝说了回来。当时已经是营长的赵福生找到贺龙悔过，觉得自己无颜再当营长，主动请求降为副营长。
贺龙见赵福生诚心悔过，对这件事就没有再继续深究。按理说，在这件事上贺龙“放过”了赵福生，赵是应该有感激之恩的。
可没过几天，赵福生“异心”又起，他觉得自己在贺龙这里失去了信任，在部队里也失去了威信，想要发展是断无可能了，就准备另谋出路，而他的另谋出路就是“背叛”。
1927年7月31日下午五点，贺锦斋召开营级以上军事会议，宣布起义命令。赵福生从这个命令里看到了“曙光”。
在他看来，起义无异于送死，他决定把起义这件事当成投名状，向第五方面军朱培德告密，给自己求一个“升官之路”。
可当时的朱培德不在南昌，他和第9军军长金汉鼎正在庐山出席汪精卫召开的会议。而这个时候，还留在南昌的大员只有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
于是，赵福生找到徐虚舟，把他所知道的关于起义的情报都告诉了徐虚舟。听到消息后的徐虚舟也慌乱了手脚。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他认为可以帮助他的人，朱培德的嫡系，时任江西省代主席的姜济寰。
现如今提起姜济寰来，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可在当时，在江西，姜济寰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姜济寰曾任江西省首任财政处长，是整个江西的钱袋子。后来还担任了江西省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农民部部长。
江西所辖的70个县，除了最重要的10县之外，其余的60多个县的县长任命，姜济寰有直接任命权。
如此重要的一个官员，任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和我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说起这层关系，就必须要说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儿子姜襄，另一个就是徐特立。
姜襄，又名姜治方，这是一个学者型人才，有多学者呢？他曾经留学日本、法国、比利时等多个国家，是政治学硕士，湖南大学的特聘讲师。
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集邮界领域的一个大咖。他毕生致力于收集、研究中国邮票，在他的藏品中，有大龙邮票864枚、小龙邮票300余枚、“洪宪”元年的实寄封78件??????
曾获得过鲁塞尔首届航空集邮展览银奖；葡萄牙首届邮展镀金奖并著有长篇回忆录《集邮与我的生活道路》一书。
就这样一个学者型人才，几乎整个人生都致力于邮票的研究与收藏工作的人，在当时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曾是我党的秘密工作者。
至于徐特立大家都不陌生，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毛主席的老师，是人们所尊敬的“延安五老”之一。
他与姜济寰的关系是从上学时候就建立的，两个曾是长沙师范的同学，从那个时候起就是莫逆之交。
在南昌起义前夕，我党为了发展姜济寰，希望能把姜济寰拉到起义队伍当中，曾派徐特立多次与姜济寰交流。最终，在徐特立的努力下，姜济寰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决定参加起义。
对于这些事徐虚舟自然不会知道，所以在他得知起义的消息后，想当然地找到了姜济寰，希望姜济寰可以帮忙出主意。
而徐虚舟的到来，以及同姜济寰的一番交谈，让姜济寰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起义的事情可能会暴露。
故此，他在徐虚舟走后，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姜襄，让姜襄把这件事告诉起义指挥部，以便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话题还要回到刘达五和赵福生的身上来。
当贺锦斋宣布完起义后，刘达五就开始布置各营的任务。也就是这个时候，刘达五首先发现赵福生“失踪”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任何的异常都足以引起警觉。发现赵福生“失踪”后，刘达五首先向师长贺锦斋做了汇报。
与此同时，街上执勤的士兵也传来消息，说赵福生鬼鬼祟祟地进了第五方面军就总指挥部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赵福生进入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及姜济寰、姜襄等人传来的“起义消息暴露”。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明了了，赵福生叛变了，他把起义的事情告密了。
对于这个重要的情况，前委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叛徒的出现，把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起义是否要照常进行，起义又该如何进行？
对此，周恩来以及前委会的成员们在分析后决定，起义照常进行。
赵福生的叛变虽然让起义的消息暴露了，可仅从军事角度出发。此时的南昌军事情况对我军还是有利的。
虽然敌军总共驻扎了6个团，可这6个团却是分属三个军管辖。他们建制不同，没有相互隶属，师以上军官又没有一人在南昌，根本形成不了统一的指挥。
更何况，起义部队的力量除了贺龙20军的7个团，24师的3个团，军官教育团的1个营外，还有第10师和第25师共5个团也在运动之中。就算敌人知道了消息，他们也无法防范这么多部队。
只不过，既然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那就要当机立断，以免夜长梦多，起义的时间需要提前。最终，经前委会讨论，将原计划由8月1日4时的起义时间，提前到凌晨2点。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三声清脆的枪声过后，南昌起义正式打响。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起义军最终攻占了所有目标，全歼守军3000余人。
时间到了白天，当贺龙、刘伯承在各处查看的时候，他们于众多的俘虏之中发现了叛徒赵福生。
此时的赵福生还抱有一丝侥幸，他觉得自己只要恳求贺龙，那或许就可以逃过一死。但这一次，贺龙没有饶过他。
以往赵福生虽然犯错，虽然有过背叛，可他所出卖的不过是贺龙一人。但这一次，赵福生所出卖的是党，贺龙不会再原谅他。
贺龙根本没有给赵福生求饶的机会，而是直接下达了枪毙的命令。一声枪响过后，叛徒赵福生送了命。成了起义军处决的第一个叛徒。
这边的贺龙和刘伯承说到：“这个狗东西，不杀他难解心头之恨。”一旁的刘伯承也点了点头：“乱世用重典，该杀！”
起义成功后，总前委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推举邓演达、宋庆龄、周恩来、贺龙等人为委员。成立了集党、政、军为一体的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参谋团、秘书厅、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政治保卫处7个办事机构。
自南昌起义后，政治保卫处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隐蔽斗争。从那里走出来的大批干部，为我党今后隐蔽战线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