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清末四大家”之首的词人王鹏运对宋代词人的一段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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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人我们知道不少，可潘逍遥，宋子京，欧阳文忠，柳屯田，晏小山，秦太虚，张子野，黄文节，贺方回，苏文忠，这都是谁？
其实，稍微读过一些宋词的朋友们肯定都能猜到这些名字是哪些词人，可王鹏运的点评中为什么没有称呼名字，而是以他们的字、号或者谥号等作为代称？这些代称又有什么讲究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到咱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关于“称呼”的规矩和讲究。
古代文人相交时对称呼很有讲究
在古代，一个人的“名”和“字”是分开的。
《礼记·檀弓上》曰：“幼名，冠字。”唐初经学家孔颖达作《疏》解释说：“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意思是说，“名”是出生之后三个月起的，等到了二十岁成人要行冠礼，朋友便不能再直呼“名”了，这时会取“字”，供朋友称呼。
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代表着即将出仕，所以男子成年叫“及冠”；而女子也会在十五岁时行笄（音jī）礼（女子成年叫“及笄”），代表着即将许嫁，也要取字。因此，还没有许嫁的女子叫“未字”，也叫“待字”，这便是成语“待字闺中”的由来。
古代冠礼之后会取“字”供朋友称呼
直呼姓名这种称呼方式在现代社会很平常，但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只有“君父”可以直呼姓名。自己当然可以自称姓名，一般用于介绍或者自谦时。
比如南宋名将岳飞在参军时，介绍自己说：“在下敢战士岳飞。”
又比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的最后就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句中的“牛马走”意为“当牛做马一样被役使的仆人”，这就是一种自谦。
古人取名特别讲究，要对名字的内涵、意义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就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之所以如此慎重，因为“名”通常会代表着长辈的期许——这一点其实直到如今也是这样。
冠礼之后所取的“字”当然也不是随便取的，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名”和“字”一定是有关联的，正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义·姓氏》中所说的：“傍其名而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
北齐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名”和“字”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解释：“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用来表示本身，“字”则是解释、补充名的性质与含义，表示德行。这便是古人取“字”的重要依据。
如果要详细来说“名”和“字”的关联，那估计可以写一篇新的文章了，篇幅原因，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清代训诂学家王引之所著《春秋名字解诂》比较完整地归纳总结了古人“字”与“名”之间的五种关系，包括同义互训（名字并列），反义相对（名字矛盾），连类推论（字扩充名），据义指实（字延伸名），辨物统类（字辅助名）等。
这里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多了解古人的“名”和“字”的解读，其中可以引申出非常多的对于文字的传统认知，私以为非常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语文水准。这里举两个例子：
比如“茶圣”陆羽，字鸿渐。“字”出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陆羽，字鸿渐。
又比如，孔圣人首徒颜回，字子渊。而据《说文解字》解释“渊，回水也。回，渊水也”，“名”和“字”是同义并列的。
《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可以看出，取“字”是为尊重其“名”，“名”不能随便称呼，以“字”相称是最常见的称呼方式。彼此同辈，地位相当时为表尊敬一般称呼别人的“字”；师长称呼晚辈，上级称呼下级，为表示重视或者亲切，有时也称“字”。
比如本文开头王鹏运点评中的宋子京，秦太虚，张子野，贺方回便分别是宋祁、秦观、张先和贺铸的“字”，王鹏运以“字”相称，自然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
再比如我们看历史剧《雍正王朝》时，雍正皇帝在年羹尧大胜回朝后称呼他为“亮工”，称呼内阁大臣张廷玉为“衡臣”，而并没有行使他作为君主的权利直呼臣子的姓名，一方面是表达亲近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显露出对这两位重臣的重视。
雍正皇帝依仗年羹尧时便会称呼他的字”亮工“
因为称呼“字”的频率过高，在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以字行于世”的情况，即在大家惯常的人物介绍等语境下也直接称呼其人的“字”，而不是按照正常情况称“名”。这其中大家比较的，比如伍子胥（名员，字子胥），屈原（名平，字原），项羽（名籍，字羽），刘伯温（名基，字伯温），唐伯虎（名寅，字伯虎）等等。
取“字”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民国，辛亥革命之后新文化新观念兴起，开始倡导“一名主义”，“名”与“字”逐渐合一，人们便很少取“字”了。而到了建国后，为了便于统计人口，便干脆彻底取消了“字”。
尽管“字”逐渐消失，但民国时的风云人物大多也都有“字”。
比如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别看一个个都是乱世枭雄赳赳武夫，他们的字却是一个比一个文艺，吴佩孚字子玉，孙传芳字馨远，张作霖字雨亭。叫张作霖我们脑子里浮现的便是那个满嘴“妈了个巴子”的大军阀，而如果叫张雨亭，是不是脑中形象立马变成了儒雅的翩翩佳公子？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字，怹名泽东，字润之，所以我们在影视作品中会看到时任民盟主席张澜称呼毛主席为“润公”。这种在“字”之后加一个“公”字的称呼方式显得更为尊敬。
1、自号
除了“名”和“字”，部分古人还有“号”（也叫别号或者表号）。
就像店铺需要彰显特色，古代的个人交际也都想以自身的特征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对特征的总结便是“号”。
“名”是父母取得，“字”是冠礼时比较敬重的师长所取，而“号”一般都是自己取的，表达的是自己的某种志趣或某种情感。这就好比现在我们在网络平台使用的“昵称”。
古时称呼别人的“号”也是为了表示尊重。
比如开头王鹏运点评中的晏小山，小山就是晏几道的“号”。作者在这里没有像称呼宋祁、秦观等人一样称晏几道的“字”叔原，也许是更为喜爱、尊敬晏几道的表现。
古人给自己取“号”一般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以自己的居住环境自号。比如“诗仙”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于是自号“青莲居士”。再比如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是因为他的住宅旁边有五棵柳树，就是这么随意！
陶渊明因宅旁有五棵柳树而自号“五柳先生”
第二种是以个人的志趣抱负自号。比如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因为“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壶酒，一局棋，一老翁”。像杜甫自号“少陵野老”，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等，都属于以个人志趣抱负自号的例子。
第三种自号的方式比较复杂，包括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等。这种方式充分展示了古人对于“自号”的随意。
比如辛弃疾在“稼轩”的号之外，还曾经自号“六十一上人”，大书法家赵孟頫因是甲寅年生人就自号“甲寅人”，而生性不羁的唐伯虎更是用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逃禅仙吏”等荒唐自号，唯一能配得上他才华的“自号”大概算是“六如居士”吧！
2、谥号
谥号是古代的王侯将相、高官名士等死后被追加的称号，用于对被追谥者生平事迹的评价。
称呼谥号，是比称“自号”和“字”更加尊敬的表现。
还是拿王鹏运那段点评中出现的人物举例。
欧阳修谥号“文忠”，黄庭坚谥号“文节”，苏轼谥号也是“文忠”，对于这三位，王鹏运既没有以他们各自的“字”欧阳永叔、黄鲁直和苏子瞻相称，也没有称呼他们的“自号”六一居士，黄山谷和苏东坡，而是以谥号相称，充分表达了对三人的崇敬。
谥号所使用的字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文臣谥号的最高等级是“文正”，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文正”是文人道德的极至。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古代那些鞠躬尽瘁的名臣良相都把“死谥文正”当做自己的重要追求，而他们也以这种目标鞭策自己做一代贤臣。
我们熟悉的范仲淹谥号就是“文正”，所以大家都称呼他“范文正公”，后世人整理的他的文集也被命名为《范文正公集》。历史上谥号“文正”的只有方孝孺，李东阳，曾国藩等寥寥几人。
死谥“文正”是古代对文臣最高的褒扬
武将谥号的最高等级是“忠武”，像郭子仪、韩世忠等的谥号就是“忠武”，而即便强如霍去病、李靖、戚继光等名将也没有获得“忠武”的谥号。
1、称官名/爵位名
古人大多以“致君尧舜上”为理想，人生追求就是入朝为官，拜将封相，正所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为看重官职，所以古时便常以官职代指人名。比如东汉时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曾任左中郎将，因此被称为“蔡中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人们便以“王右军”称之，等等。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现在我们也经常称呼一些人“张处长”、“李书记”，只不过这“张处长”、“李书记”并没有什么名气，不足以使人们听到称呼就知道指代的是谁罢了。
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有一句“清新庾澄开府，俊逸鲍参军”，这里的“开府”指的就是“开府仪同三司”，“参军”是指“前军参军”。其实杜甫本人也常被称作“杜工部”或者“杜拾遗”，因为他担任过左拾遗，也当过检校工部员外郎。
“诗圣”杜甫因曾做过“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故常被称呼为“杜拾遗”“杜工部”
称呼官名这种方式在诗文对联中经常用到，比如欧阳修就曾在给自己的学会苏轼的诗中写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这里的“翰林”指的就是李白，因为他当过翰林供奉，而“吏部”指的就是韩愈，因为他晚年做过吏部侍郎。
孙中山先生在祭奠黄兴、蔡锷的挽联中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其中，“班都护”、“马伏波”分别代指名将班超和马援，因为班超官至西域都护，马援官至伏波将军。中山先生用这两位名将作比喻，高度赞颂了黄兴、蔡锷二人的爱国热忱。
还有一种与称呼官名类似的称呼方式，即称呼爵位。
这种称呼方式相对少一些，因为本身有爵位的人就比较少。被用爵位称呼的文人更少，主要原因当然是知名文人中有爵位的人太少。
山水诗派鼻祖，南北朝时著名的诗人谢灵运因为承袭了其祖父谢玄的爵位康乐县公，所以后人经常称呼他谢康乐；唐代唯一封侯的诗人高适则因为讨伐安史叛军，解救睢阳之围有功，被册封为渤海县侯，所以大家也称呼高适为“高渤海”。当然，因为高适出生于沧州渤海县，郡望也是渤海高氏，也有人认为他这个“高渤海”的称呼是因为籍贯或者郡望。
还有一例比较有趣，就是现在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的二公子的同名之人被称为郭汾阳的名将郭子仪，之所以这么称呼，因他平定安史之乱居功阙伟，被封为“汾阳王”。
郭子仪因扶大唐大厦于将倾被封为“汾阳王”，世称“郭汾阳”
2、以任官之地相称
既然可以以官名相称，当然就可以以任官之地相称。用任官之地的地名来指代某人也是古代经常被用到的方式。
比如陶渊明曾经做过彭泽县令，所以常被成为陶彭泽；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曾做过江宁县丞，所以称王江宁；前边提到的柳宗元因为在柳州做过刺史所以经常被成为柳柳州。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柳宗元也曾经在永州司马任上待过很长时间，那他为什么不被称为“柳永州”呢？
这个我想是因为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羁旅在政治上实在太过苦闷，这种苦闷程度从他这十年丰富的创作成果便可见一斑。
柳宗元又被称作柳柳州而不是柳永州
因为古代有时候官职名中就带着地名，这时候也就分不清到底是以官名相称还是以任官之地相称了。比如，三国时刘备做过豫州牧，于是后人便称呼他为“刘豫州”。
故土对于古人的意义比之今人要大的多，所谓“同乡之谊”在古时的社交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古人对于故土的感情也比今人更加深厚。因此以地名相称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这里的地名又可分为籍贯和郡望两种。
所谓郡望，“郡”指的是行政区划，“望”则指的所谓望族，而郡望就是指世代居住在某地的为众人所仰望的显贵家族。比如唐代有所谓的“四大家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我们所熟知的非常多的名人都和这些所谓“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的人才体系中，姓氏出身是非常重要的，姓氏可以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前途命运，遑论婚姻嫁娶、社会地位，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座次也都会有影响。在科举制度没有盛行之前，朝廷取仕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姓氏出身。
正因为郡望在封建社会中有如此明显的标榜身份的作用，那时候出身“望族”的人们一般都喜欢以郡望来标榜自己。这一点，连大文豪也不例外。比如“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他本来家乡是河南河阳，但他总喜欢自称“郡望昌黎”，无非是因为昌黎是韩氏的望族所在地。也因此，大家一般都称呼韩愈为韩昌黎或者昌黎先生。“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所以也被称为柳河东或河东先生。
韩愈因为自称郡望昌黎，所以被称为“韩昌黎”
如果不是出身名门望族，那人们通常都是以出生籍贯相称。这种方式古来有之，比如王安石人称王临川，但使用最多的是明清时期。
《清类稗抄》中记载了一副讥讽军机大臣李鸿章和户部尚书翁同龢（音hé）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对联中合肥就是指的家乡安徽合肥的李鸿章，而常熟则是指出身江苏常熟的户部尚书翁同龢。
以籍贯相称非常常见，比如张江陵（张居正），康南海（康有为），梁新会（梁启超），包括后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所以也称袁项城。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以地名相称，比如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生在山东蓬莱，叫个汤蓬莱也是很可笑的。
所谓行第，是指在家族中的排行次序。注意，这里是指在家族中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之间整体的排行次序，并不仅限于同胞兄弟间的排行。像李白被称为“李十二”，韩愈被称为“韩十八”，李商隐是“李十六”，岑参是“岑二十七”，高适是“高三十五”，同胞兄弟自然是没有这么多的。
当然，以行第相称，通常情况下是在比较熟悉的男性之间，比如白居易称呼元稹为“元九”。不熟悉的人贸然以行第相称就显得不伦不类了。这就好比现在我们称呼“张老三”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叫的是谁；但如果我们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跟他说张老三，他一定是摸不着头脑的。
很多唐诗的题目中也经常体现这种以家族行第相称的情况。比如前文提到的白居易送刘禹锡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再比如李白的《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等等。
只以姓氏加行第相称，像李十二（李白），杜二（杜甫），元九（元稹），白二十二（白居易）像这种名震千古的杰出人物还可以，不仅当时人们了解，就算如今读唐诗时看到也不会觉得陌生。
白居易在家族中排行二十二，因为又被称为“白二十二”
在以家族行第相称时，有时为了指向更清楚，有时也会在行第之后加上对方的名字或者官职。比如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中，杜二是指杜甫，因为他做过左拾遗；又比如韩愈的《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中，白二十二是指白居易，他当时任职中书舍人。
还有更夸张的，杜甫曾写过一首《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音guó）州岑二十七长史参》，这其中，高适家族行三十五，当时任彭州刺史，而岑参家族行二十七，时任虢州长史。
如果人物没有那么有名气，而作者在按照行第相称时又没有加“备注”，有时就会留下谜团。比如白居易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名字叫《问刘十九》，这位刘十九是谁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了。再比如高适的《别董大》中的董大，《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元二，都已经无从知道到底是谁了。
以行第相称在唐代非常流行，后来宋朝也有所沿袭。比如“奉旨填词”的柳永柳耆卿被称为“柳七”，南宋祝穆编纂的《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死后是由“群妓合金葬于南门外”，并且“每春日上冢”，称为“吊柳七”。
柳耆卿奉旨填词，死后却只能被歌伎凑钱下葬
有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清平宰相”晏殊最小的儿子晏几道通常被称为“宴七”，但其实晏殊有八个儿子，只是第三子被过继了，于是也有人称呼小晏公子为“宴八”。
称呼，是人类社会交际的必要元素，从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称呼方式中，我们对这个地域这个时代的风貌便可管窥一斑。
我国传统文化中称呼方式的演变史，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部我国文化的发展史。在这部记录漫长时光的史册上，我们可以通过称呼方式的改变这一个小小环节来感受历朝历代关于宗法、习俗、地位、等级等社会元素的演变，从而让自己更加深刻地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光辉而灿烂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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