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怡，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公然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
这一消息传出后，对于国民党而言无疑是一条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毕竟康泽可跟戴笠一样是蒋介石的心腹，备受信任。
抗日战争爆发前，蒋介石为了培养“反共”军官，专门创建了一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蒋介石自己当校长，这个班的班主任就是康泽。
>康泽其人简介（康泽其人简介叶立三）
不过对于“康泽之死”大部分国民党官员暗地里还是很高兴的，在他们看来康泽曾杀过大量的共产党干部和群众，就算没“殉国”，被共产党抓住也“难逃一死”，而他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康泽在国民党内部也极其“不得人心”。
然而让国民党官员大跌眼镜的是，不久后新华社发表了一份让蒋介石万分难堪的声明：康泽不但没有死，反而被解放军所俘虏了，我军还为其进行了义务医治。
事实上，康泽这个双手沾满了革命先烈鲜血的刽子手在我军俘虏后之所以没被枪毙，是因为毛主席在知道康泽被我军俘虏后，亲自批示要求中野将康泽送到华北解放区，不能伤他性命。
那么，对于康泽这种罪大恶极的人，毛主席为何一定要留他一命呢，康泽被送到华北后又有着怎样的遭遇呢？
康泽
康泽于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潼川府川北道安岳县双龙铺的一户普通农家，父亲康历全在当地以杀猪为业，康泽刚出生时，父亲按照族谱给他取名为“康代宾”。
在康代宾7岁那一年父亲就撒手人寰了，还好有康氏族人的帮助，康代宾才得以上完成学业，1924年，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康代宾听闻了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于是在族人的资助下去了广州，并于1925年顺利的成为了黄埔军校第3期学生。
当时的康代宾对敢于孤身一人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的汪兆铭（汪精卫）十分敬仰，因此在报名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康兆名”，号“泽”，对外以“康泽”自居，从此以后所有人都管康代宾叫做“康泽”。
有一天，康泽在教室里整理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记录”时，正巧蒋介石也在康泽教官的陪同下路过康泽所在的教室，然后一眼看到了在教室里用功的康泽。
那一天是星期天，学校不上课，因此独自一人在教室里的康泽显得十分的显眼，这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于是蒋介石走上前去问康泽叫什么，为何不休息。
旁边的教官见状赶紧告诉蒋介石，此人名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而康泽也因此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毕业后不久就在蒋介石的推荐下前往苏联留学。
回国后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后来康泽又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在江西杀害了大量爱国人士。
蒋介石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记者路德维希写了一本名叫《墨索里尼谈话记》的书，详细地介绍了墨索里尼“驾驭”人民的方法。何应钦身边一名叫做刘健群的秘书看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于是主动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名叫《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万言书”。
在这份“万言书”中，刘健群提出国民党应该效仿德国与意大利的“先进经验”，组建一批秘密的法西斯团体，挑选一些忠诚于“领袖”的中青年党员，效仿德国党卫军与意大利“赫衫队”的方式，组建一个秘密组织“蓝衣社”，通过学习德、意两国的组织形式，来巩固一党专政，重建领袖的绝对权威。
蒋介石将这份“万言书”交给贺衷寒与康泽等人，要他们草拟了一份法西斯组织具体的章程以及条例，而康泽也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草拟出的“复兴社条例规划”让蒋介石十分满意，1932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亲自主持成立了具有法西斯性质的秘密团体“复兴社”，蒋介石自己担任“社长”。
蒋介石十分崇拜曾国藩，因此也学着曾国藩通过“相面术”来辨别忠奸，而蒋介石尤其对长得比较另类的人十分看重，比如长着“猪形”的曾扩情，长着“马面”的戴笠，以及长着“豹子头”的康泽。
戴笠
1933年7月，康泽接到了蒋介石布置的一项“重大任务”，前往南昌成立一个“中央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1934年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并趁着学生放假，召集了500名处于失业状态的黄埔学生，在南昌第一、第二中学的校舍正式进行“培训”。
之后这个“研究班”多次进行“招生”，截至1933年10月，总共有2000名学员从这个研究班毕业，然后被改编到了“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第一、第二、第三大队，而康泽就是这只所谓别动队的“总队长”，一同奔赴江西参与“剿共”任务。
康泽带着他的别动队队员们到达江西后，将三个大队分成若干小分队，深入苏区从事“反共”活动。
康泽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够接连4次打破国军的“围剿”，主要原因是当地人民群众配合，于是向蒋介石献上了“五户联保”的“保甲制度”，规定五户人家互相监视，只要有任何一户人家胆敢向红军提供物资方面的援助，另外4户人家也要承担责任，同时康泽还在江西成立了“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意图争取江西青年的支持，好彻底断绝红军的兵源。
康泽的这条毒计让苏区人民再也不敢和红军产生联系，时间一长，红军的物资开始匮乏，红军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对红军队伍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第五次反“围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只得撤离苏区，苏区也逐渐被康泽的别动队以及由被红军队伍赶走的土豪恶霸组成的“还乡团”完全控制，此时的康泽因为深得蒋介石“青睐”的缘故，手下已经扩充到了5个大队，所有队员全部配有德国的先进装备。
康泽和他的别动队在占领苏区后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苏区有一个人口二三十万的县城，康泽带着他的别动队在这个县城里就杀了上万名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说是罪不容诛。
犯下累累恶行的康泽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他和戴笠也一起被国民党内部尊为“康戴二公”。而他领导的“别动队”也开始趾高气昂起来，自认为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完全瞧不起国民党的其他军队，因此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军官对康泽也逐渐变得不满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康泽被任命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在重庆、江西等地建立了多个用来关押新四军战士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的集中营，并对他们进行了残忍的折磨。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门心思想要发动内战的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主动邀请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全国人民也开始发出“反独裁，反特务，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蒋介石因此只得将声名狼藉的康泽派到美国华盛顿去“调查研究”。
在美国无所事事的康泽一直想要回国“发光发热”，1946年6月，康泽曾接到陈诚要他回国参加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结果当康泽发电问蒋介石自己要不要回去时，蒋介石却告诉他不用急着回来，安心在美国搞研究，等到明年春天回国搞建设也不迟。
1947年1月，康泽接到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吴铁城要他回国参加六届三中全会的通知，康泽想到这应该就是蒋介石“明年春天”指示的意思，因此他没有像上回一样主动跟蒋介石发电报，而是于3月6日秘密回到了上海。
当蒋介石再次见到康泽后十分不满，但毕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明年春天回国”，因此决定派康泽出任热河省主席，结果康泽想到中共在热河的势力不小，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程子华控制的军队自己又打不过，因此康泽坚决不愿意去热河。
程子华
就这样，1948年1月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负责镇守襄樊。在康泽正式上任前蒋介石告诉他：第65师、202师以及川军的三个旅都归你指挥，必要时自己还会派遣空军予以协助。
结果当康泽到达襄阳后才知道，第65师在前线作战，根本不能听他调动，202师师部现在在成都附近，该师的一个旅现在在津浦线附近作战，另一个旅现在在鄂东附近作战。也“不能轻动”，至于川军的三个旅，现在只有146旅镇守樊城，其他两个旅都在外地，更糟糕的是，146旅只有建制不全的4个营，战斗力低下。
康泽这才知道，蒋介石就是在给自己“开空头支票”，但是自己已经接下来任命，现在反悔也晚了，因此康泽只得硬着头皮上任了。
1948年7月1日是康泽44岁的生日，他在司令部的一间大厅里摆了一大桌子酒席，邀请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科级以上干部一起聚餐。结果就在康泽和干部们其乐融融的就餐时，突然间得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消息：共军攻打老河口甚急，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1948年7月初，刘伯承派遣王近山率领中野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部队以及陕南第12旅正式对襄阳发起进攻，襄樊战役正式打响。
王近山
康泽搞恐怖活动在行，让他指挥部队就是为难他了，虽然他为了表忠心曾给蒋介石发电报表示“生决与城共存亡”，但他这个骨气并没坚持多久，7月15日的时候眼见解放军将攻破城池，康泽赶紧向蒋介石发电报求援，然而为时已晚，7月16日下午，康泽的司令部被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所攻克，司令部大院内的国民党军官死的死，伤的伤。
在攻打襄阳之前，解放军战士就收到了上级通知：尽可能的活捉康泽，结果当解放军战士进入司令部后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康泽的踪迹，他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就在这时，被俘虏了的国民党军官傅起戎站了出来，他是康泽的随从少尉，表示自己知道康泽的踪迹。之后傅起戎带着解放军战士走入了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地道内，走着走着就到了一个满是尸体的“死人坑”，指着躺在死人堆里装死的康泽说道：“他就是康泽。”
襄阳失守，康泽被俘，身为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的周建陶侥幸逃到外面后，自知难辞其咎，他担心蒋介石一怒之下会崩了自己，于是主动给蒋介石发电报称：“康泽自杀未遂，受伤被俘，自己正在为夺回城池做准备”。
周建陶
康泽毕竟是蒋介石骄傲的学生，他被俘对于蒋介石而言无疑是一件脸上无光的事情，再加上蒋介石认为，自己对康泽有大恩，对方被俘后一定会自杀以谢党国，因此蒋介石命令中央通讯社对外宣布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
康泽的妻子听到康泽自杀的消息后，像疯了一样在南京城内大喊大叫，表示康泽为国尽忠，成了“蒋总统的忠臣孝子”，蒋介石听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派人给她送去了10万元的金圆券，“以示安慰”，甚至还给康泽开了个追悼会。
不久后，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康泽并没有死，而且被我军所俘虏了，现在正在接受妥善治疗。新华社的这篇声明无疑狠狠地打了蒋介石的脸，蒋介石只得将康泽的家人送到台湾去，然后装作无事发生一样。
事实上，康泽不但从没有选择自杀，反而十分的怕死，当他被解放军战士从死人堆里拽出来，然后押送至六纵司令部见到王近山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见医生，我的脖子在流血。”
事实上，我党内部对于康泽这个最大恶极的刽子手看法不一，一些同志认为对于这种人就应该处决掉，为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应该对康泽进行改造，毕竟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如果一味复仇的话与那些土匪军阀还有什么区别。
当毛主席知道康泽被俘的消息后，亲自给中野司令部发电，要求将康泽武装押送至华北解放区进行改造。
毛主席
康泽并不知道共产党会如何处置自己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他原以为共产党之所以留自己一命，一定是为了从自己嘴里套取情报，现在只是在“怀柔”，过几天就会对自己严刑逼供。
结果让康泽没有想到的是，看守他的共产党员对他十分温和，共产党不但专门安排医护人员给他疗伤，而且对他的饮食也十分上心，康泽吃的食物比看守吃的都好。
当康泽被送至解放区后，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曾经他看不起的“刁民”，和解放军战士相处过程中是多么的和谐、友善，解放军士兵主动帮着当地老百姓干活更是让他大跌眼镜，他对共产党逐渐产生了好奇心。
因此，康泽开始主动请求看守帮自己找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以及《人民日报》等报刊学习，有一次，康泽意外得知国民党方面说他以身殉国了，还给他开了一个追悼会，顿时非常着急。
因为康泽的母亲这一年已经80多岁了，如果得知自己莫名其妙地“殉国”了的话，一定会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于是，在征得看守同意后康泽写了封“现在解放区，身体健康，毋忧”的家信送回来四川老家。
“被牺牲”事件后，康泽逐渐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1948年年底的时候他开始写“自省录”，反思自己的过去的所作所为，直言出身于穷人家庭的自己不但没有站在穷人的立场为穷人服务，反而跑到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阵营中为反动阶级张目，实在是非常错误的事情。
1949年5月，康泽被送至北京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在改造期间康泽写了一份反思材料，对自己在国民党时进行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回顾，不过康泽因为担心如果自己将当年的所作所为全部写出来，共产党看了一怒之下可能跟他“秋后算账”，因此对于自己犯下的重大罪行，他只是尽可能的轻描淡写，或者一笔带过。
康泽
也正是因为康泽“反省不彻底”的缘故，1959年12月4日、1960年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三次特赦名单里面都没有他，康泽心里越发烦闷和失落，对自己能否得到赦免不抱任何希望了，觉得自己的余生可能和为了抗拒改造宣称要造“永动机”的黄维一样永远在监狱里边待着了（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于1975年出狱）。
1963年4月9日，监狱方面公布了第4批特赦战犯名单，当康泽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心里十分的惊讶与激动，当他走上主席台时瞬间红了眼眶，郑重的接过了“特赦通知书”这一份象征着自由的16开证件。
康泽出狱后和其他大部分特赦战犯一样担任了文史专员，并写了《复兴社的缘起》等回忆录揭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67年，康泽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那么，毛主席知道康泽这个刽子手被捕的消息后，为何一定要将他押解至解放区进行思想改造，不将他交给人民进行审判呢？
这一点，毛主席在1956年4月25日发表的《十大关系》中进行了解答，毛主席认为：对待反革命分子不能一杀了之，我们要对反革命分子加以区分并“杀、关、管、放”，像康泽、溥仪这样的人，我们之所以不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不杀之罪，而是因为我们杀了他们的话，就要背上一个杀俘虏的名声。
而我们不杀他们，就要给他们饭吃，对待一切反革命分子，就应该给他们以生活的出路，让他们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人民事业，国际影响，都是有好处的。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确高瞻远瞩，不管是杜聿明、曾扩情等最先特赦的战犯，还是廖耀湘、康泽这样的中期释放的战犯，亦或者是黄维等最后释放的战犯，在改造期间思想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认识到了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错误，得到特赦之后为建设新中国出着自己的一份力，就连宣统皇帝溥仪，都被我党改造成了一名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溥仪
消灭一个人的肉体容易，想要转变一个人的精神、三观，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而我党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何尝不是一件十分伟大的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