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的创新并非是传统儒学的自我更新，而是借助西方的思想的被改造和被变革。这样一种过程使儒家的基本理念获得了西方的现代意义，也就是具有现代性。但新儒学自身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返本能够开新吗？这需要对于新儒学关于心性的解释进行追问。心性是新儒家思想结构的核心，它被确定为人的根本。但它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
■文|彭富春
>新儒家代表人物（新儒家三圣）
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的引入表明了中国现代思想试图与传统断裂。但与之相反，新儒家则努力“返本开新”。“返本”就是回到传统，且回到传统的主流儒家，即从孔孟的原始儒学到程朱等的宋明理学。其核心问题是心性之学。而“开新”则意味着对于传统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形成一崭新的开端。它就是中国传统尚未产生的民主和科学等现代观念。因此新儒学才成为“新”的儒学。
但新儒学的创新并非是传统儒学的自我更新，而是借助西方的思想的被改造和被变革。这样一种过程使儒家的基本理念获得了西方的现代意义，也就是具有现代性。但新儒学自身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返本能够开新吗？这需要对于新儒学关于心性的解释进行追问。心性是新儒家思想结构的核心，它被确定为人的根本。但它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
何谓心性自身，这仍然是一个朦胧的问题。在新儒家那里，心也许是人的意识的主观性，性也许是人的意识的客观性。而心性合一也许意味着人的意识的主客观统一。而心性又被理解为良知，即人的道德意识，也就是关于善的意识。作为如此理解的心性被新儒家赋予了一些西方的意义。
首先，人们借用了西方中世纪的话语，认为心性内在而超越，或内在地超越。内在和超越是基督教神学对于上帝本性的描述，即上帝即内在于人之中，又超越于人之外。上帝之所以是内在的，是因为人是他的创造物，上帝之所以又是超越的，是因为他是人的的创造者。由此上帝的本性的阐明依赖于他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分离又聚集。
一方面上帝是上帝，世界是世界。另一方面，上帝走向人，人走向上帝。这决定了上帝既内在又超越的本性。而心性不是上帝，它不可能既内在又超越。于是新儒家认为上帝是外在的超越，而心性是内在的超越。这已经有悖于内在和超越的本意了。即使内在的超越是可能的，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心性从何处超出又越到何处，也许心性始终只能由自身到自身。因此它是内在的而不是超越的。
其次，人们借用了西方近代的话语，认为心性可以开出新内圣外王，即民主与科学。如已指出的，民主和科学建基于理性。没有理性，民主和科学就根本不可想象。但心性绝非理性，而是一种神秘的内在经验，因此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它往往诉诸于所谓的内省功夫。这只会堕入到非理性主义的迷茫之中。于是凭借心性人不可能建立公民社会和构造技术世界。最后，人们借用了西方现代受到批判的话语，认为依据心性可以完成道德的形而上学。
就形而上学而言，它的历史形态就是本体论，神学和逻辑学，但它在现代已经被瓦解。这是因为人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切，它没有根据（本体论），没有目的（神学），也没有理性（逻辑学）。就道德而论，它则被看成遮蔽了存在自身。而存在的去蔽正好是去掉道德。因此道德的形而上学只是一种历史残余，而非时代开端。这些无非表明，新儒学没能成为真正的中国现代性思想。
通过对于中国现代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学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思想所具有的解释学的先见。这个先见就是中国传统所具有的实用思想。人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基于中国现代现实的需要来接受西方的理论。这种实用思想阻止了思想作为理性自身的探索，而表现为一种经验思维。
经验总是现实的经验，它被现实所规定。而中国的经验思维来源于自然思维。由于思维交付于自然，思维便沉没于自然之中。当然在中国现代自然已经死亡，存在的只是自然的遗迹。这是中国现代思想不能如同西方现代思想建立现代性的根本原因。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