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文章里，我曾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陈毅和兄长陈孟熙在成都因为跟着凑热闹，剪掉了辫子。陈毅父亲陈昌礼怕他们兄弟惹出祸来，就把他们送往三尖山的外祖父家。
过了年便是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当时，陈毅的外祖父黄福钦还在湖北利川当个小官。于是外祖母和母亲商定，让陈毅和陈孟熙到青海寺陈玉堂老师馆里去上学。
>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维新派的区别）
从三尖山到青海寺，要翻山过河，路途较远。兄弟俩自带菜米，在办塾馆的财主家搭伙，经常在青海寺住宿。
离青海寺不远，有一条通往成都的驿路，行客来往不绝。
有时行客误了宿头，就到青海寺借宿搭伙。行客来自四方，带来不少消息，陈毅对这些消息兴趣很浓，甚至比他热爱的唐诗更为关切。
行客讲说新闻时，围听不舍的人群中每回都有这个伶俐的孩子，这使得陈玉堂老师对他特别注意起来。
这陈玉堂虽是老秀才，在当时却算得是“新派”人物。他教书很严，要求学生习古文必求“倒背如流”，学诗词必依音韵格律，对学生的习作诗文圈点批改十分认真。陈毅写的诗，画的圈圈最多，常有双圈密点，并被他夸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肯用功夫，长进很大。”
陈毅自己后来也说：他写诗是从三尖山开始的，在那里打下了基础。
陈玉堂老师另一方面还忧国忧民，切望改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康有为著述的《大同书》，甚至当时在四川秘密风行的邹容的《革命军》，他都很热心地阅读、研讨。对“康梁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他无不同情。在乡间，他是最早剪去辫子的一个。
由于外祖父黄家的面子，陈毅兄弟俩和老师同桌吃饭。有时谈起国事，他俩不但兴趣极浓，而且思想敏捷，爱憎分明。陈毅不仅作诗首屈一指，而且听到新消息还能主动地向老师报告和请教，陈玉堂对他更加喜爱。
有时来了能说会道的行客，陈毅还会撺掇老师让行客坐到讲桌后面去给大家说说，陈玉堂一般都会欣然同意。
有一天，从成都来的一伙客人传来了两件大新闻：七岁的宣统皇帝下诏“退位”了，把大权完全交给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把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临时政府也由南京迁往北京。
学生们立刻沸沸扬扬地议论开了，保皇的、拥袁的、护孙的，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大家都不甚了解。
陈毅听了也觉茫无头绪，他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再向行客们打听时，又听说成都那批保路的健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大都做了袁世凯的官了。陈毅实在弄不懂孙中山为什么要让总统，他只觉得懊丧。
孙中山和袁世凯，在陈毅的心里是很不一样的。当时四川青少年最崇拜的英雄邹容、徐锡麟、秋瑾等，都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开始的辛亥革命，也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带头搞起来的；就连迫使溥仪退位的四川人彭家珍，也是孙中山党里的人。
孙中山的名字他虽然是不久前才听说的，但在他的心中这是个革命的伟人。袁世凯是什么人？大家都说他是慈禧太后手下的红人，是清朝的大官。这革命是要推翻清朝的，怎么又叫清朝的大官来当大总统？！
陈玉堂老师也阴沉着脸回答不出一声。
又是一件叫陈毅憋气的事——陈毅的外祖父黄福钦从利川回乐至了。（前面文章里曾经写过，陈毅的外祖父花钱买了个巡检的小官，陈毅还跟着去待了两年，后来陈毅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待不下去就回陈家了）
黄福钦是被革职回乡的。这当然是“民国”不承认“捐班”买官的结果。
可在陈毅看来，除了丢了那“磕头官”外，革命对外祖父好象全无影响。他照样带回来整箱整箱的银子，照样在乡下作威作福。
他还变本加厉，花钱在乡间买了许多姑娘贩卖到湖北去，或者送给他所结交的豪绅和新贵。这种罪恶行径上面有人庇护，自然通行无阻，但是在当地群众中，“贩卖人口”的恶名是尽人皆知、交口非议的了。
甚至在青海寺，陈毅和陈孟熙也突然间成了众人奚落的对象，使他们感到羞赧和愤恨。这愤恨是对着外祖父的。
黄福钦作为一个外祖父，并不是太坏的。女儿带着两个半大外孙在家坐吃，他并不嫌弃。可是一扯到国事乡情，他就要训斥陈毅他们，那些话都是叫陈毅他们厌恶之至的。
外祖父一回来，三尖山外婆家的生活就叫陈毅有些忍受不住了。他越来越强烈地想念成都的新学堂和大铁桥，放学时走在锦江的江堤上，看着来来往往的火轮船、木帆船，是何等自在啊！虽然回家吃的是红苕，是稀饭，是瓜瓜菜菜，也比外公家里快乐得多。
于是兄弟俩便开始缠着母亲要求回成都。恰好不久以后，成都家里捎来消息说可以把孩子带回去了，于是母亲征得外祖父、外祖母的同意，母子三人准备回成都了。
离开三尖山以前，陈毅和孟熙特地去看望陈玉堂老师。老师对两个得意门生恋恋不舍，留他们最后一次同桌吃饭，最后一次夜宿青海寺。
这一夜师生三人谈得很多。当然，主要是听老师的。他们谈学问，谈诗文，谈民间疾苦和人生道路，谈得最多的是当时大家关心的辛亥革命。
老师对这两个学生畅谈了自己所知道的中国几十年来的坎坷和奋起。谈到成都的那支学生军时，老师哽咽，学生也流泪了。那是些全由陈毅兄弟这般年纪的中小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在成都直接参加了对清军的作战，五百多人，几乎全部壮烈地牺牲了。可是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革命到底革了些什么呢？
陈毅说了他外祖父的事。陈毅对辛亥革命的不满意，首先是从外祖父身上感受到的。
对这件事，陈玉堂老师倒有清醒的见解。他说乡亲们对陈毅外祖父敢于这样交口诟骂，是革命把大家的眼睛革亮了，胆子革大了，在革命以前是做不到的。虽然孟熙和陈毅连带受了气，但还是应该为之高兴，因为革命到底不是一事无成啊！
老师的话仿佛骤然间开启了陈毅的心扉，他觉得心里亮堂了不少。
三十年后，对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陈毅回忆道：
陈毅这一次告别陈玉堂老师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将近十年后，陈毅留法归来，再来看望这位难忘的老师时，陈玉堂已不在人世了。陈毅留恋着青海寺，缅怀着陈老师，哀婉思念之情凝成了一首动人的诗篇：
出国归来先生逝，只忆音容难寻踪。
陈毅母子三人回成都之后不久，祖母也去世了，连遭大丧，银钱消耗殆尽，大家庭再难维持。同时，四川以及全国的政局也不断地动荡，兵连祸结，国步艰难。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潮已匆匆逝去，中国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等待着少年陈毅的是穷家苦读寻求出路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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