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铁打的江山流水的皇帝，中国的封建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但从秦始皇开始，没有一个朝代不希望统治能千秋万代，可总是事与愿违。因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朝代也是如此。不管这个王朝如何强大，总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历史上的历代王朝里，有亡于外戚乱政的（西汉），有亡于农民起义的（秦、明），有亡于军阀蜂起的（东汉），有亡于藩镇割据的（大唐），也有亡于异族入侵的。
>庚子事变（庚子事变指的是哪一史实）
唯独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有点另类，他的灭亡堪称历代王朝中最体面的，是主动逊位让权。而且退位之后溥仪还住在皇宫里十几年，这种结局实在是中国亘古以来所未有。
而且清朝的灭亡的时候，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也没有敌人兵临城下，作为千锤百炼的大清朝，居然就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迅速崩溃了。
其实，清朝之所以灭亡的如此迅速，是因为这个偌大的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经被尽数摧毁了。
辛亥革命时，清朝的民族关系、央地关系、士绅支持和军队忠诚都已经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一阵风就能要了他的命。
作为一个封建政权，清朝是有先天不足之处的，那就是以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统治合法性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清朝规定，满汉绝不通婚，始终没有解决民族融合问题。因此洪秀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号召力非常大，能引起汉人共鸣，响应者很多。这种尴尬的处境，让满清统治者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直提心吊胆，没有丝毫安全感。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民族关系出现问题，火山就会喷发，大清帝国就会土崩瓦解。
曾经有人这样总结说：“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意思非常明了，满族以少数民族统治汉族，自然要加倍提防；汉族被统治，心有不甘，时刻想反抗。
两个民族就这样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平衡，一旦平衡失去，灭亡的肯定是大清政权。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满清引以为荣的八旗军已经彻底衰落，湘军、淮军相继发展壮大，曾国藩、左宗棠们再也无法忽视。满清对此却无可奈何，不敢再像当年对付吴三桂、年羹尧和岳钟琪那样痛下杀手，只能委曲求全。
庚子事变中，由于朝廷对待义和团的时候出尔反尔、昏招叠出；对待洋人的时候色厉内荏、前倨后恭；没有人再把大清领导人当回事，慈禧就像汉献帝一样失去了最后的权威。面对慈禧的调令，李鸿章软磨硬抗，东南八省封疆大吏团结一致推出了“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晚清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他标志着清朝对地方掌控力的完全崩塌。因为形势所迫，慈禧不得不强压怒火，不但没有惩治，还给予褒奖。东南互保的各督抚们不降反升，证明了清朝对地方封疆大吏已经失去了控制力，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但清朝的错误在于，它虽然意识到地方的汉人势力已经不可抑制，却还没有想从中央层面退位让权。比如在组阁的时候让满洲亲贵占据了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名额被自己人占据，“满汉均衡”的旧例被打破。
不仅如此，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尚书岑春煊、云南布政使林绍年等一大批高官被挤出权力中心。1906年，大清更是向汉人精英的带头大哥袁世凯下手，让他交出兵权，明升暗降。
与此同时，载洵、载涛、铁良、良弼、荫昌等满清少壮派粉墨登场，被安排到关键岗位。清廷此举彻底惹怒了汉人官僚集团，满汉终于将脸撕破。特别是在1911年，预备立宪的时候，13名内阁成员中，汉人只有4人，满人9名，占了百分之七十。
按照国际惯例，君主立宪就是君主成为局外人。可是清廷的立宪，皇帝却是主导，立宪反而巩固了自己统治。这分明是挂羊头卖狗肉，拿汉人不当干部。皇族内阁的出台，让汉人们彻底死心，大彻大悟：不灭了大清，自己永远是打工仔，随时会被人家炒鱿鱼。而慈禧死后，掌权的载沣居然毫无自知之明，不仅在中央层面不向汉人妥协，甚至想要在地方夺了汉人的权力。
载沣掌权后，制定了基本国策，向地方督抚们夺权，将他们手里财权、军权，收归中央——“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近畿各省新军指挥权更要收归中央，军队必须服从陆军部指挥，军谘府负责军事行政，海军部统帅海军，负责人八成是满人。
对于地方财权，清廷同样寸步不让。清廷出台了《清理财政章程》，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榨干他们的油水，不让他们有一点财政自主权。经地方盐政、矿务、铁路等大权也一个不留，全部收归中央。
晚清的载沣不是汉武帝，清朝的地方势力已经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哪里是一纸命令能够夺取的？清政府争夺地方权力的结果，就是让央地关系更加离心离德，地方随时准备反叛中央，只等一个机会。
现在说到清朝灭亡，我们都会归功于辛亥革命。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大清灭亡的第一枪，实际上是由四川保路运动打响的。
保路运动发生在宣统二年(1910年)，即清朝倒台一年前。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想向列强借款，可是列强对大清已经不看好，怕他们当老赖。清政府迫不得已，想出一个昏招——将铁路（主要是川汉和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好抵押贷款。当时这两段铁路是私人投资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确切地说，它的股东不是绅士、商人，就是各基层农民。清廷这样做，简直就是明火执仗地打劫，是断了大家的生路，真是无耻至极。
清廷劫夺商办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身居四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要职的立宪派绅商感到非常愤怒，立即行动起来。
他们不仅向全国发出通电，还频繁开会商讨对策，并到处演说，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未经咨政院议决，违背法律程序，痛陈取消商办铁路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强烈要求清政府"俯顺民情"，收回成命。但是大清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怎么会听得进下面的呼声。
大清统治者的词典里没有“妥协”这个词，他们只知道镇压。
1911年9月7日上午，四川总督赵尔丰甘当清廷鹰犬，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抓了起来。赵尔丰的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通过此举造成群龙无首耳朵局面，以此扑灭四川人民保路斗争的烈火。在此情况下，四川人民忍无可忍，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怒火终于喷发，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对于四川人民的维权行动，清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无情镇压。
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下达了"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
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贼喊捉贼妄图诬陷群众暴动;一面命令军队向抗议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儿童，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成都血案”。
从此开始，保路运动演变成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催化剂。因为保路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是四川、湖南，为了镇压那里的起义，清政府不得不将湖北新军调去。这就造成湖北武昌城防务空虚，成为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的天赐良机。
清政府万万没想到，此时的清廷内外已经离心离德。清政府在全国各地培养的新军，思想上早已偏向革命。各地的士绅官员，也早就厌倦了腐朽的大清王朝。这一次看似普通的武装起义，摧枯拉朽般的摧毁了清朝二百六十年的封建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