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 communism)，亦称“军事共产主义”，是苏俄在1918—1920年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为：进一步剥夺资产阶级，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实施国有化，小工业企业则实行监督；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贸易，实行产品实物供应以及主要消费品配给制；取消货币和核算制，实行总管理局制，国家直接给每个企业制定产、供、销计划；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爆发时期，为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为集中国内一切人力、物力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从而赢得国内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20年底，苏俄开始进入经济恢复时期，战时共产主义不再适应形势需要，便改行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停止实施。
中文名战时共产主义
wartime communism
经济政策
军事共产主义
苏俄
1918～1920
主要内容
国内贸易国有化
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组织一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应》的法令，规定：一切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取代私商。国家继粮食垄断之后，便开始对糖、茶、盐、火柴、布匹、鞋、肥皂等实行国家垄断。
余粮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国家在出产谷物的省份征粮办法》的命令，在全国各地实行了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工会派出征粮队收集农产品时，付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少量工业品。由于通货膨胀，农民交出的产品几乎是无偿的。征收数额，由粮食部根据收成情况规定，原则是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不按期完成的，其储粮一经发现，当即没收。
实物配给制
在交换方面，政府实行最小限度的商品交易和最大限度的国家分配。1918年11月，决定取消私人商业，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组织供应。随着产品日渐缺乏和物价不断上涨，政府实行凭证供应。根据阶级和年龄的差别，规定不同口粮标准。后来对儿童和全体工人职员免费供应面包和日用品。货币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受到极大限制。
一切非农业人口都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一度称消费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种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其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1920年，开始逐渐改为免费供应，使工资实物化，货币工资失去实际意义。
劳动义务制
实行普及于一切阶级的成年人劳动义务制。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同时，强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而不论其担任何种经常性工作。
全部工业国有化
除大工业外，国家对中小工业也宣布实行国有化。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但到内战末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小企业在私人手里。
大工业国有化是内战前就开始的。1918年6月，正式颁布法令，加快了国有化速度。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将拥有机械动力并且工人在5人以上的，或没有机械动力并且工人超过10人的私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政策结局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战争条件下被迫采取的。1921年，苏俄政府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停止实施。
政策利弊
作用
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通过采用这些带有军事性质的手段，在市场之外建立起城乡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使苏维埃俄国迅速形成了严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战争结束后，该政策与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引起了社会动荡。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带有军事性的非常措施。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列宁语），它使苏维埃俄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全国的物力和财力，从而保障了军事上的胜利，为粉碎协约国的武装进攻、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因此，作为应战解危的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弊病
但战时共产主义同时也存在许多弊病、过失和错误。
从措施本身来说，很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主要表现有：“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家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宁语）。由于不顾条件，强令大中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致使不少企业减产或倒闭，1920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贸易后，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没有相应发展，从而影响了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正常供应；工业生产的总管理局体制，造成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出现官僚主义滋长经济效益低下现象；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征收的不仅是余粮、必需的口粮和饲料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收，这就严重损害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有损于工农联盟。
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其特点是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中，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撇开市场，采取纯粹军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急于超阶段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空想错误。特别是到1920年底，在国内战争（非常时期）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没有因非常时期结束而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如：余粮收集制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国有化从大中企业推广到广大小企业，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俄国社会能够承受的水平，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下降。1921年春，苏俄发生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实践证明，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尝试，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失败的。
相关研究
20世记80年代中期，我国史学界掀起了一次研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高潮，其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基本持否定态度
持这种意见的以复旦大学的姜义华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旧俄国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政权万能论以及宗法式的情绪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脑侵袭的结果（注：杜立克《喀琅施塔得叛乱及其教训》，《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杜立克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是由于党的一些领导人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
此外，也有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成绩有限，错误严重”。
基本持肯定态度
这种观点以北京大学的谢有实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不是超越了客观历史阶段，而是战时客观现实的反映和需要，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它保全了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力——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保全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为恢复生产保全了前提条件。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注：谢有实《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另外，许多人的文章也强调，战时共产主义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供应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从而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国家独立。
具体分析的态度
王斯德、叶书宗认为，否认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把它看成是造成当时种种灾难性后果的根源，是离开了历史的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从1918年6月到1919年底，主要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后期从1920年到1921年初，此时才把适用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措施，用来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注：王斯德、叶书宗《也论列宁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张培义指出，由于战时共产主义实施的不同阶段，因而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措施产生于战争环境，使国家能集中人力、物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领导人企图借助这些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后造成严重后果，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生产力下降（注：张培义《战时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总结》，《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1期）。
此外，张驰、黄济福都具体分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功过、经验教训（注：张驰《如何评价苏维埃国家的战时共产主义》，《世界经济》1980年第6期。黄济福《也评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1期）。
参考资料1.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名词吧
2.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知识
